日本國內近期一系列民調都顯示，菅義偉內閣的支持率正在滑向30%的生死線，創下去年9月上台以來新低。日本媒體用“四面楚歌”描述菅義偉政府當前的尷尬境遇，這些民調也直觀折射出其執政困境。總體上説，菅政府遭遇了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戰術性的，即特定環境下的特有問題。二是戰略性的，並非特有問題，而是戰後日本政治體制弊端長期發展累積的結果。但不同的是，這一戰略性問題在菅義偉政府身上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就戰術性問題而言，主要存在以下現實矛盾。
一是新冠疫情應對問題。抗疫防疫無疑是當前日本政府的第一要務，這既是經濟任務更是政治任務。但現在日本多數民眾對政府的抗疫表現不滿，甚至產生失望、厭倦的“政治疲勞感”。另據統計，日本疫苗接種人口比例排在世界100位以下，遠遠落後於許多發展中國家，這也被認為與其發達國家身份嚴重不符。因此，菅政府最近成了日本民眾及主流媒體批判的眾矢之的，一些地方政府也表達對中央政府協調失序的不滿，並積極採取自發性抗疫措施。儘管如此，日本國內疫情總體上也沒得到有效控制，個別地區仍存在大面積感染，未來疫情形勢的不確定性依然較大。
二是推動經濟復甦不力，短期內沒有展現顯著效果。日本政府上週公佈的2021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剔除物價變動因素後的實際GDP比上季度減少1.3%，換算成年率為負的5.1%。也就是説，日本經濟在2020年第三季度由負轉正的六個月後，重新跌回負增長區間，暴露出經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的現實。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實現經濟穩步復甦本是菅政府贏取必要政治資本的重要路徑之一，但它現在交出的成績單並不理想，不少補償性經濟政策也因遲遲難以決定或預算不足而飽受詬病，進而失去了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發展的“黃金窗口期”。
三是“奧運問題”。東京奧運會能否順利舉辦是決定菅內閣執政壽命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一旦宣佈中止舉辦東京奧運會，菅義偉政府將立即遭到在野黨及黨內反對勢力的“聲討”，菅義偉可能因此失去參與下屆黨首競選的競爭優勢，執政的自民黨也可能因此在下屆國會眾院選舉中遭遇大敗。正因如此，菅義偉政府實則深陷兩難境地：在日本疫情依然嚴峻的情況下，舉辦奧運或許會贏得政治口碑但一定會進一步失去民心，而中止奧運雖然可能有助贏得一些民心但又會損失政治口碑。
這三大矛盾中，新冠疫情是核心問題，經濟與奧運算是衍生性問題，最終的發展結果也將取決於菅義偉政府能否順利、穩妥地克服疫情挑戰，從而確保日本國家的衞生安全並滿足民眾的基本健康要求。
就戰略性問題而言，菅政府同樣沒能擺脱戰後日本保守型政府的傳統困境，在對美政策及自身發展之間徹底喪失了必要的平衡。
二戰對戰後日本的發展方向及對外戰略產生不可忽視的歷史影響。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戰後日本及日本社會的對美心理，“敬畏”或許最為恰當，而“美國治下的和平”則成為日本對戰後國際社會的認知前提。縱觀戰後的歷屆日本政府，藉助美國的政治背書延長執政“壽命”，是多數政治領導人屢試不爽的手段。換言之，尋求美國的認可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的某種基本邏輯，也被證明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政治手段之一。
較之前任安倍晉三，菅義偉作為首相被認為缺乏個人特色和足夠政治魅力，也缺乏自己的政策特色。為了延續自己的執政或維持政治聲譽，菅政府選擇基本無條件地滿足美國訴求，據此制定和實施日本的對外政策尤其地區政策。結果就是，菅政府在外交上始終沒有解決“獨立性”這個根本問題，缺乏必要的自主空間。
綜上所述，菅政府正面臨戰術與戰略雙重問題的嚴峻挑戰。這些問題看似彼此分離，實則相互聯繫，想要完全克服和解決實屬不易。菅義偉政府的未來執政路，真可謂是“任重而道遠”。（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