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失去主導權時，對華要清醒而不恐慌

【文/託尼·布萊爾 譯/觀察者網 寧櫟】

就像1945年或1980年一樣，西方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上。 1945年，面對歐洲國家之間的衝突引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西方不得不創建新的國際治理、防務機構和歐洲合作機構。

1980年，在多年的核擴散壓力之後，我們推動蘇聯的最終解體和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勝利。

在每一個案例中，西方外交政策的目標都和國內政策的目標相聯繫。

1945年，在歐洲由艾德禮政府領導的英國，還有美國，都致力於建立福利國家、現代化基礎設施、衞生和教育服務，使廣大民眾能夠享受到迄今為止僅限於少數特權階層享有的福利。

1980年，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支持市場和私營企業，反對積極的國家權力，因為國家權力似乎阻礙而不是幫助了企業。

支持或反對任何一個轉折點，並不是決定性的。重要的是，治理方式、計劃，還有尋找世界存在意義的世界觀，能相互配合，總體上為民眾的進步提供條件。

1945年和1980年的這兩個轉折點下，至少按照各自的標準，都成功了。歐洲和平了，蘇聯解體了。直到本世紀初，西方民眾的生活水平和實際工資都有所提高。形勢在改善，西方很強大。

布萊爾在迪奇利年度演説上（來源：託尼·布萊爾全球變化研究所）

但在2022年，我們有理由説，對於西方很大一部分人來説，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數百萬人在基本生存線上掙扎，通貨膨脹壓低實際工資。拿英國來説，很快就會徵收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最高的税收，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支出，然而公共服務卻面臨崩潰。儘管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目前佔日常公共服務支出的44%，但它幾乎癱瘓了。

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可以在西方各國看到類似的情況。

新型疫情造成嚴重衝擊，烏克蘭衝突更令問題雪上加霜。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通過非常規貨幣政策和銀行重組避免了蕭條。當時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但這項政策扭曲了西方的經濟，獎勵那些有資產的人，懲罰那些沒有資產的人，加上政府推行的緊縮政策，大大壓低了社會中最貧窮者所依賴的服務。

這在政治上的後果，就是過去15年來民粹主義氾濫。傳統政黨眼看着自己被新一代的激進分子推翻，傳統政治被攪亂，被貼上“精英”標籤遭到民眾譴責。右翼倒向民族主義，認為文化問題和經濟問題同等重要；左派想靠傳統國家權力解決不平等，拿身份政治推動激進主義。新的政黨不斷湧現，綠黨、中間派，還有極端的左翼和右翼。

在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西方政治陷入大混亂，陷入黨同伐異、醜陋、無效的惡鬥。

這不能不影響到外交政策。最近，一位領導人向我抱怨很難與美國的對外政策保持協調。對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和現在拜登的對外政策，他的評價分別是：“太多、太少、太怪異、太軟弱。”我予以反駁，因為這種描述不公平。就每一位美國總統而言，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最近一次是拜登為烏克蘭爭取支持。但我認為，他真正的意思是説，今天與美國打交道的人認為，美國國內政治劫持了對外政策，破壞政策連貫性。不幸的是，那些不是西方朋友的人也發現了這點。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對我們內部的民眾來説，國內政治似乎功能失調；對外部世界來説，外交政策看起來不可預測。這兩者都不利於西方的民主事業。

我當了十年英國首相，之後15年與世界各國政府有廣泛合作。我學到了一件事，關鍵在於實際效果。不管是不是民主國家，政策的效果都會檢驗領導人和制度的成色。

民主面臨的挑戰是效率。政治宣傳中總是説民主是透明、誠實和可靠的。這些很重要，但不能取代效果。最終，約翰遜倒台的原因不僅僅是醜聞引發的憤怒，而是對英國未來缺乏規劃。 當可靠性都沒有時，就什麼都談不上了。

今天，西方民主需要一個新的規劃，來指引方向、激發希望，對世界變化方式以及我們如何成功提供可信解釋。

在國內政策方面，我認為關鍵是利用技術革命。這是現實世界中正在出現的最大變化。它會改變一切，包括改變政府的工作方式。這在21世紀相當於19世紀工業革命的影響。這是我認為能解決增長和生產率低下從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唯一辦法，也是改善服務同時降低成本的唯一途徑。比如在醫療保健領域就是如此。如果要應對氣候變化，在減排同時保持發展，這是唯一答案。

問題是，20世紀左翼或右翼政治並不真正適合這種變化。政客們，現在習慣性地利用不滿情緒操縱民眾搞政治，認為這太“技術官僚主義”，也缺乏理解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正在尋找現代國內治理的總體規劃，我相信就需要理解技術革命，利用其中巨大的機會，減輕其風險。

幸運的是，在技術方面，英國處於有利地位。但是英國需要把政治中心轉到技術進步上。目前保守黨領導層把“減税”作為辯論重點，準備打擊工黨這個“加税和支出”的政黨，這是重回80年代的老路，令人沮喪。

在外交政策方面，烏克蘭應該成為重振我們使命感的支點。

不僅是因為俄國，也因為這對中國也很重要。

俄國的明確目的是壓制烏克蘭選擇自己道路的自由，其藉口是烏克蘭威脅了俄國。俄國領導人認為烏克蘭國家地位不合法。這個事件就像一桶冷水潑在坐在咖啡館裏靜靜看報紙的人頭上。

對烏克蘭發生衝突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可怕的、不必要的死亡和破壞。

但震驚過後，我們意識到：這顛覆了我們對大國有理性的信念。 偶爾，邊緣國家在邊緣區域互相沖突。但俄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世界上最大陸地國家，俄國領導人與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在基本平等條件下交往。

英國脱歐在英國和西方內部引起持續震盪（來源：美聯社）

我們可以説，2014年克里米亞或2008年格魯吉亞，已經提出了預警。但事實是，這場旨在征服一個歐洲民主國家的全面戰爭是出乎意料的，因為這種性質是我們認為不可想象的。

六個月前，普京可能入侵波羅的海國家、瑞典或芬蘭的想法會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現在，這些國家領導人知道他們需要北約，理由很充分。

在衝突開始時，我主張對烏克蘭採取雙重戰略：除了不直接參戰和採取最嚴厲制裁外，西方應提供儘可能多軍事支持；同時通過軍事戰略為談判解決創造條件，當然這是在烏克蘭及其民眾接受的前提下。現在我仍然這麼看。

問題是烏克蘭衝突對更大的西方外交政策意味着什麼？幾年前，許多西方人甚至質疑所謂“西方政策”的必要性。這聽起來有些挑釁，甚至咄咄逼人，特別是在柏林牆倒塌和911事件後。烏克蘭衝突基本上消除了這一質疑。

然而，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將來自中國，而不是俄國。西方的政治和經濟主導地位即將結束。世界將至少是兩極的，甚至可能是多極的。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超級大國。俄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正如在烏克蘭所暴露的，俄國有軍事弱點，俄國經濟規模是意大利的70%。

中國則完全不同。中國人口超過13億，比歐洲和北美人口總和還要多。中國經濟規模接近於美國水平。在過去20年裏，中國積極和成功地與世界接觸，拓展聯繫。可以看到，即使是美國的傳統盟友也極不願意放棄和中國的關係。

中國有古老的文明，創造了頂級的文化。中國民眾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生活越來越富裕。

所以，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是理所當然的。中國不是蘇聯。

此外，中國現在已經在許多技術領域趕上了美國，並可能在其他領域超過美國。

這個新的轉折點與1945年或1980年有質的不同。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東方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在其他兩個轉折點上，西方民主世界基本上處於上升趨勢。

但2022年的情況並非如此，至少是模糊的。

烏克蘭的重要性在於它澄清了一點。由於俄國的行動，我們不能指望中國以我們認為理性的方式行事。

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説中國在短期內會試圖以武力奪取台灣。

但我們不能把政策建立在肯定不會發生的基礎上。即使不考慮台灣，現實是中國正在積極擴大影響力。

中國不會孤軍奮戰。中國會有盟友，俄國是一個，可能還有伊朗。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在拉攏很多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G20內部的分歧應該讓我們警醒。有些國家傾向中國是出於利益，有些是因為不喜歡西方，有些是因為領導人傾向於非民主模式。中國只能拉攏一部分國家。但中國不僅會競爭權力，還會與西方的制度、治理和生活方式競爭。

我建議一種我稱之為“實力加接觸”的對華政策。我們應該有足夠力量來應對中國未來的任何傾向，這樣我們才能維護我們的制度和價值觀。但我們不應尋求全面“脱鈎”或關閉互動或合作渠道。我們是清醒的，但不是敵對的。

我們應該表明，中國人對我們的態度不同，我們的態度也就不同；我們接受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我們尊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

中國應該永遠有足夠時間來思考。中國政治體系不像俄國那樣僵化。

我們需要對中國變化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但如果不成功的話，也能承受。

為此，西方需要戰略。沒有它，任何規劃都不會成功。戰略需要在協調、承諾和有能力的基礎上推動。

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是核心所在。但這種關係需要內容和活力。我們需要與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東和遠東主要盟友保持協調，就目標達成一致，並堅持下去。美國將發揮領導作用，但盟國需要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

我們需要政治領導人準備好頂住國內政治壓力。

“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無原則的，與“價值觀驅動”的外交政策之間經常有一個粗略的劃分，這是正派人所追求的。

但是，除非我們足夠強大，能夠戰勝那些反對價值觀的人，否則就無法保護價值觀。力量不是來自於一廂情願，而是來自於對現實的清醒認識。

政府不是非政府組織領導人。他們不是在寫評論；他們在制定政策。

這在實踐中意味着什麼？

我們應該增加國防開支，保持軍事優勢。美國仍然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裝備最好的軍隊。但是，美國和我們都應該保持足夠優勢，能在所有領域應付任何可能發生的衝突或任何類型的衝突。美國人在高超音速導彈方面正在迅速趕上，但美國需要追趕的事實應該給我們一個教訓。

網絡安全是新的防禦前沿，需要全球協調的反應。

其次，西方在過去幾年裏在“軟實力”領域表現糟糕。值得慶幸的是，有跡象表明拜登政府正在扭轉局勢。我們研究所在非洲和東南亞各地的工作中不斷髮現，不僅中國、俄國、土耳其，甚至伊朗都在向發展中國家投入資源，在當地國防和政治領域紮根。與此同時，西方及其控制的國際機構一直是官僚主義的，缺乏想象力，喜歡搞政治干涉但基本撲空。

然而，我們有很好的機會。發展中國家更喜歡西方企業。他們比我們意識到的更欽佩西方制度。

但我們需要讓我們的機構和政府更靈活，更能響應各國的實際需求，並進行協調。僅舉一例，在非洲薩赫勒地區，可能出現新一輪難民和極端主義爆發。我們現在應該做好預防準備。

中國人口將要下降，非洲人口在未來30年會翻倍。我們應該幫助新一代非洲領導人實現可持續增長，改革農業，使擁有大量可耕地的國家確保糧食安全，對他們擁有的豐富商品進行加工和增值。

G7宣佈了一項6000億美元的“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計劃。這是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受歡迎但姍姍來遲的回應。

新疫情刺激了醫學的巨大進步。不久將發起“一針注射”運動，以確保向發展中世界和其他地方提供新一代的疫苗和注射劑，用於治療瘧疾、結核病、登革熱甚至艾滋病等疾病。這將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西方應該發揮領導作用。

我們決不能放棄在中東的領導地位。這和石油無關，也超出了狹義上的安全，即與盟友合作挫敗有計劃的恐怖行為。席捲中東地區的現代化運動對我們的長期安全至關重要，我們研究所最近公佈的民意調查充分證明了現代化運動在中東得到廣泛支持。我參與的“亞伯拉罕協議”證明了中東正在發生變化。現在放手就前功盡棄。

西方有一些偉大的文化軟實力機構，比如英國文化協會和英國廣播公司。我們應該支持這些機構。

我們應該繼續在氣候辯論中發揮領導作用。

而且，正如所期望的，我們必須成為技術的領導者。美國和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集體決策機制。

我們應該確保對數據隱私和技術濫用的合理擔憂不會束縛創新或使我們失去競爭優勢。一個共同的監管方法將有正面作用。

為了供應鏈的安全，有充分的政策理由支持就近外包、回岸外包，甚至是友岸外包。但是，如果我們讓這一點升級成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的總趨勢，那將對我們造成傷害。

我們必須表現出持久力，堅守承諾，即使在艱難時刻，即使有時不受民眾歡迎。從阿富汗撤軍，降低了在伊拉克和利比亞的介入，給我們留下了教訓。

這一承諾必須包括我們的盟友。如果我們在人權問題上有分歧，我們應該説出來，但這不應該阻止我們在盟友面臨共同威脅時提供支持。

印度可以而且應該獲得超級大國地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必須站在我們一邊，我們在政策和思維中要重視印度。與印尼等新興國家建立穩固關係至關重要。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看到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有一個策略。我們按照計劃運作，這個計劃是由深遠的政策考慮，而不是最新的推特消息制定的。

即使接受美國領導，我們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不想談論英國脱歐引起的痛苦，但英國與歐洲重建合理的關係是當務之急。這將使我們能夠在共同利益下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合作，並與美國領導層搞好關係。

這就是21世紀第三個10年裏西方民主世界的外交政策計劃：在中國不是將要崛起而是已經崛起的時代，保護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就像1945年或1980年一樣，我們可以成功。從我卸任後在世界各地的經歷中，我學到的一個知識是，人類的精神最終指向獲得自由，這種精神是不可阻擋的。

畢竟，這就是激勵勇敢的烏克蘭人承受苦難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自由值得為之奮鬥。他們的遭遇應該喚醒我們。舊的假想已經瓦解，世界在按照自己的節奏前進，它不會等我們。

在某些方面，這一轉折點比1945年或1980年的轉折點更為關鍵。我們需要有組織、智慧、持續專注、有共同目標和共同戰略來實現目標。

約翰遜離職獲贈丘吉爾著作（來源：英國首相府）

最後講一點：除非我們治癒自己的政治創傷，就不能有所作為。否則，英國怎麼會出現政治一度被奈傑爾·法拉奇和傑里米·科爾賓主導的地步？或者，在美國打不打疫苗會上升到政治忠誠的地步？

西方政治必須走出這個瘋狂的階段。我們不能沉迷於幻想，我們要找回理性和戰略，這迫不容緩。

（布萊爾是英國前首相，現任託尼·布萊爾全球變化研究所執行主席。本文是2022年7月16日布萊爾在倫敦迪奇利年度演説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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