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澳印四國首腦視頻會談3月12日首次舉行，醖釀多年的所謂日美澳印“四國機制”終於實現了首腦級別的會談，輿論普遍認為這一機制是針對中國的。隨後還要進行美日和美韓“2+2”會談，主題之一當然也是中國。於是，日本一些反華分子得意忘形，認為中國“慘了”。然而，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此次四國首腦會談的主導者是美國，拜登政府否定了特朗普的幾乎所有政策，但對“印太戰略”予以了繼承，原因是兩黨對外戰略的地緣政治思考模式趨同。美國戰略文化中有着濃厚的海洋國家對抗大陸國家的特點，認為遏制歐亞大陸崛起的國家是其全球戰略的最高目標。無論崛起國是法蘭西、德意志、之前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還是中國，對於盎格魯-撒克遜的美國來説都是陸權對海權的挑戰，是對其全球霸權地位的挑戰。
日本也有海洋國家意識，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其對外政策有所調整，開始顯示出“自主性”。“四國機制”起源於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的重建合作，後來美國軍方把這種構想“輸送”給日本防衞省。2006年安倍晉三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四國防衞合作”構想，安倍認為，建立“四國機制”將增加日本對華談判的籌碼。2016年，安倍在非洲提出“印太戰略”，旨在應對“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特朗普接受“四國機制”，使“印太戰略”具體化。
“四國機制”不過是虛張聲勢。日本表現積極，旨在構建應對中國崛起的所謂印太海洋國家同盟，但是，難以放棄不結盟傳統、並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印度有明顯的投機性，不可能真心成為美日遏制中國的忠實夥伴。至於澳大利亞，連G7成員國都不是，經濟嚴重依賴亞洲經濟體，只是想借助該機制顯示存在感。所以，所謂“四國機制”，不過是美日同盟的變種或再包裝，是虛張聲勢的海洋國家聯盟而已。
美國是遏制中國的主角，拜登試圖拼湊“四國機制”，表面看是擴大了朋友圈，實際上四國各懷心事，內部分歧很大。澳大利亞作為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不得不跟隨美國，跳梁造次，遞投名狀，遭到中國製裁；印度挑起中印邊界爭端，試圖火中取栗，偷雞不成蝕把米，現在又想投機，要求日美澳出資增加印度疫苗產能，搞疫苗外交。
日本雖然最早提出“印太戰略”和“四國機制”，但對日本的安全來説，需要的還是美國的核保護傘，而不是“四國機制”。日本不過是藉此投美國所好，向中國施壓。同時，日本不想放棄中國市場，對“一帶一路”倡議也早有評估，認為那是日本經濟增長的機遇，所以，願意與中國進行第三方合作。事實上，日本的集裝箱已經通過海陸聯運搭乘了中歐班列。2018年，安倍把“印太戰略”修改成“構想”之後，有人甚至提出“印太構想”與“一帶一路”倡議接軌。
日本作為被美軍佔領的國家，追隨美國是唯一選擇，但日美之間並非沒有裂痕。菅義偉上台伊始就要求美國承諾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但拜登團隊在網站公開的談話記錄中並無“釣魚島”字樣。日本沒有研發出疫苗，是發達國家中最晚開始接種疫苗的國家，美國承諾向日本出口的6000萬人份疫苗，至今沒有兑現，日本輿論擔心，原本指望用疫苗控制疫情，並舉辦奧運會的計劃恐怕要落空。
“四國機制”表面看是日本對華外交的籌碼，實際卻是美國離間中日關係的手段。正因為如此，日本外交表現出兩面性：一邊配合美國渲染所謂“中國威脅”，另一邊卻在美國政權交接之際，簽署了RCEP。由此看來，日本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外交還是有自主傾向的。其實，日本外交當局在小心探索着在中美兩大國之間的平衡之道。
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會談前，四國首腦舉行會議，目的是向中國施加壓力，但同時何嘗不是美國對其盟友和“朋友”的安慰。最終解決問題的，不是靠拉幫結派、狐假虎威，而是作為主要國家的中美兩大國之間的直接對話。
最早預測中國必然崛起的日本國際政治學者、京都大學教授高坂正堯，在其1965年的著述中指出：日本處於強大的美國和今後必將強大的中國之間，中國的崛起對日本是重大挑戰，但日本既不屬於西洋也不屬於東洋，作為海洋國家，應該主要在經濟和文化領域探索獨自的通商國家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日本外交也走到了十字路口，是以鄰為壑，還是務實合作。此時此刻，日本需要重温高坂正堯的告誡。（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