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恨國黨”的醜態，連外國人都看不下去了

　　綜合整理自微信公眾號“環球時報”、“補壹刀”、“酷玩實驗室”微博@觀察者網、@趙立堅個人微博、網友評論等

　　近一段時間，歐美國家疫情在“奧密克戎”的攻擊下再次激增，多國單日新增屢屢刷新歷史記錄。

　　然而自我標榜“公正客觀”的西方媒體，此時卻紛紛將矛頭對準中國防疫政策，開啓“圍中救西”模式，企圖為歐美國家慘不忍睹的防疫工作挽回顏面。其中，《紐約時報》近日發表的一則抹黑中國抗疫的文章，其語言之惡毒，甚至讓不少外國網民都驚呼“瘋狂”。

　　這篇文章無恥地聲稱，每一箇中國人為了疫情早日結束，社會早日恢復活力而付出的犧牲，是一種“平庸的惡”，而這原本是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形容納粹德國時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説，在《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中，絕大多數國人對中國防疫政策的支持，被污衊為了納粹德國時期德國人對屠殺猶太人的支持。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撰寫了這樣一篇反華“雄文”的，卻是一張國人熟悉的黃皮膚面孔。她就是《紐約時報》的華人記者袁莉。

　　最右為袁莉

　　公開資料顯示，袁莉出生在中國，曾在國內某家媒體工作，後投奔美國媒體，先後就職於《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在2018年加入《紐約時報》後，袁莉在各種反華議題上大做文章，撰寫了大量造謠中傷、惡意攻擊中國的報道。

　　至於袁莉是出於什麼心態和目的作出了這些舉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我們知道的是，儘管袁莉在反華事業上如此“兢兢業業”，這篇惡意滿滿的文章還是在外國網民那裏翻了車，評論區罵聲不絕於耳。

　　這篇反華“雄文”的高贊評論稱，這篇將中國挽救人命的防疫政策與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的文章，是她所讀過的“最瘋狂的”文字，甚至公然煽動極端種族主義思潮“黃禍論”（即在西方社會曾經流行的，通過貶低和妖魔化包括中國人在內的黃種人，煽動敵視和排外情緒的觀點）。

　　還有外國網友嘲諷道：“如果我成了中國的‘五毛’（愛國、愛社會主義者），那一定是被《紐約時報》給噁心的。”

　　令人悲哀的是，這樣生長於中國，卻投靠西方媒體，利用自己的語言文化優勢，更加肆無忌憚地從事反華宣傳的“恨國黨”，並不只有袁莉一人。和袁莉“師出同門”的《紐約時報》撰稿人許秀中，也是一位造謠抹黑中國的“能手”。

　　據報道，許秀中1994年出生於中國甘肅嘉峪關，家庭條件良好。她通過自主招生渠道進入國內某知名高校，後移居澳大利亞，曾就職於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和《紐約時報》。由於寫出了抹黑愛國羣眾、力挺亂港暴徒等虛假新聞報道，其“出色”的業務能力被臭名昭著的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ASPI）相中，許秀中順理成章加入該所，在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

　　許秀中的名字進入大家的視野，是因為她成為了2021年“新疆棉”事件的始作俑者。許秀中進入ASPI後，編造出了一份“新疆人權報告”。該報告謊稱，在2017年至2019年間，至少8萬名維吾爾族同胞被強迫轉移至內地工廠勞作，這是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族的“強迫勞動”。此後，一些西方國家便將這份胡編亂造的報告作為所謂“證據”，來為抵制新疆棉花的行動開脱。

　　然而許秀中這番賣力的反華表演，並沒有為她換來海外的光明坦途。近年來，為了爭奪名氣和經費，西方國家的反華分子也開始了“內卷”，他們的言論越來越離譜，互相比拼反智和下限。

　　而許秀中小丑般通過種族自恨來取悦西方人的行徑，也遭到了同胞們的一致唾棄。

　　和袁莉、許秀中蛇鼠一窩的“恨國黨”，還有“同門師妹”、《紐約時報》視覺調查組的肖慕漪。

　　根據網絡公開資料，肖慕漪出生於武漢市，2013年畢業於某高校國際新聞專業，曾在國內一家媒體擔任攝影記者，後就職於路透社及“中參館”。2020年，肖慕漪作為新人記者，正式加入《紐約時報》視覺調查組。

　　加入《紐約時報》後，肖慕漪炮製了一系列歪曲我國新冠抗疫的報道。“中國政府掩蓋疫情”“民眾對政府不信任”“政府打擊‘吹哨人’”“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肖慕漪的報道迎合了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疫情的陰暗想象。

　　和“師姐”許秀中一樣，肖慕漪也將反華宣傳的黑手伸向了我國新疆。在一篇報道中，她“頗具想象力”地稱，中國產的口罩是新疆“強迫勞動”來的。

　　為什麼這羣“恨國黨”生長於中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最後卻認賊作父，在反華的道路上日漸癲狂？

　　有一個心理學術語“皈依者狂熱”，或許能解釋他們這種匪夷所思的行為。這羣人渴望被西方世界所容納，但面對中國所受到的歧視、污衊和偏見，他們不僅不敢選擇奮起反擊，還將對祖國和同胞的侮辱，作為獻給西方社會的“投名狀”，試圖表現得比西方人更“西方”、更反華，期望西方認可他們的“耿耿忠心”。

　　而“恨國黨”們這番歇斯底里的表現，既不受西方人待見，也為國人所不齒。我們國家“人民至上”的動態清零防疫措施、西部邊陲的穩定與繁榮，就是對這羣跳樑小醜最好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