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馮霜（發自美國加州蒙特雷） 編輯丨漆菲
我是一名剛剛畢業的在美留學生。我所在的地方是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市。這個美麗的海濱小城共有約3萬人口。250年前，蒙特雷市是加州建立的第一個城市，也是華裔居民在加州的第一個落腳點，當地的太平洋叢林歷史博物館裏還陳列着“中國漁村”的模型和歷史遺蹟。如今在這裏，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羣體是白人和拉丁裔之外的第三大人口。
今年以來，我經歷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數項不利於國際學生的政策，當下更面臨着新冠疫情下回國困難和在美就業困難的雙重危機。但我也以此為契機，觀察和參與美國社會和政治。
加州“第一城”選舉氛圍濃厚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截止日（11月3日）不到三天，我們這個小城市的選舉氛圍愈發濃厚，住宅區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來自當地市政議員以及包括教育局、機場和水資源等機構的要人們的競選宣傳牌。
每到週末，在蒙特雷市政海灘旁的草坪上，總會有身着紅色服飾的共和黨支持者和身着藍色服飾的民主黨支持者舉辦的各類集會。他們搖旗吶喊、高舉標語，不時會有駛過的汽車鳴笛與之呼應。
而在今天，我收到了來自學院院長兼學術事務副主席的告全體師生郵件，他在郵件中説：“過去幾個月來充斥着事關美國這個國家未來的各種重大問題，無論選舉結果如何，其中許多問題仍將存在。我寫信的目的是要承認，漫長的政治季節帶來的潛在深遠影響，給本已充滿挑戰的這一年增加了壓力和不確定性……”他在郵件末尾鼓勵大家説：“我相信，無論我們之間的差異有多大，作為一個整體，我們都有能力一起工作，一起曉之以理，相互理解。過去8個月，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共同開闢了前進的道路，從未忘記我們的使命，這顯示了我們社會的強大力量。”
這樣一封郵件，無疑代表着在大選年、新冠疫情衝擊以及“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背景下，蒙特雷學術界的處境和心態。我的一位教授則選擇在今年休假一年，在如今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時期，能休假一年也算是一種特權了。
今年夏天以來，我密切關注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並收看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代會、副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總統候選人的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電視辯論。加州是民主黨的傳統票倉，也是所謂的深藍州——201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以61.7%的優勢贏了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
由於我的碩士專業是國際政策和發展學，專業課程要求我們對美國大選進行觀察。另外，我個人對美國政治很感興趣，因為政治關乎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卻是很多人不願公開談論的話題，因為太容易引發爭執和異見。
作為一名身在美國的留學生，我雖然沒有總統選舉投票權，但美國現任總統及其執政政府制定的包括移民政策在內的諸多政策，已經極大影響了我在美國的生活。在多重危機衝擊的時代背景下，在美中國留學生的生活也變得漂泊動盪，缺乏確定性。
正因此，我申請了當地民主黨電話助選志願者的工作，通過電話幫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了解選民關注的議題和政治傾向。但事實上，由於民主黨把火力都集中在搖擺州和那些可能翻盤的紅州，在深藍州的競選活動反而投入不大。
通過電話助選深入瞭解大選
申請成功後，我接到了一個志願者培訓的Zoom鏈接。於是，在當地時間9月27日上午，我參加了相關電話助選的培訓。
由於目前美國新冠疫情仍然嚴重，志願者均採取線上培訓。這次培訓的主題有三個，首先是理解為何通過打電話能提高美國人的投票率，接着是學習如何使用民主黨撥號裝置來給不同政治傾向的選民打電話，最後是加入線上辦公平台Slack。
這個培訓持續一個小時左右。志願者全程都處於被靜音狀態，聽一位女老師介紹，最後可以向她提問。這位老師説話友好且堅定，談到拜登時充滿熱情，看完民主黨的競選視頻後顯得很動情。
據她介紹，調查數據表明，電話助選遠程催票可以有效提高選民的投票意願，並能提高約3.8%的投票率。這個數字看上去不大，但在2016年，特朗普正是以這樣極其微弱的優勢——賓夕法尼亞州為1.2%、弗羅裏達為 1.3%、明尼蘇達州為1.5%——贏了希拉里的。
民主黨的這套電話助選系統比較傻瓜，我們志願者會根據選民情況點擊按鈕，選擇後會有下一步話術提示。老師還請了一位女性友人一起演練了整個流程，教導我們應當使用怎樣的語言、語調，另外有什麼禁忌和注意事項等等。我有中英雙語的優勢，這樣如果接電話的選民是傾向於説普通話的華裔，就可以轉接給我。
打助選電話最終目的是為拜登拉選票，因此還需要通過一些研究報告和調查瞭解民主黨的政策，向選民解釋拜登在醫療、經濟等方面的舉措，如果不知道答案，就實話實説。
這次選舉中，拜登的醫保政策備受選民關注。作為奧巴馬政府的副總統，拜登一直為“奧巴馬醫保”(正式名稱為《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簡稱ACA)的通過盡心盡力。特朗普之前試圖通過美國最高法院判“奧巴馬醫保”無效，但過去幾年他卻未提出任何全面性的政策。拜登支持奧巴馬的政策，並提議增加一個名為“國家老年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公共性選項，屆時民眾只需花較低費用就可以購買私人保險。
此外，拜登還批評特朗普當下應對新冠疫情的領導不力，認為只有控制了病毒才能發展經濟，而不能反而行之。拜登的對華政策雖然不夠明確，但他批評了特朗普對華貿易戰，使得美國企業和民眾經濟利益受損。
培訓過程中，老師會告訴我們電話助選需要問哪些問題，包括“你會做選舉志願者嗎？”“如果願意，我可以把你登記上嗎？”“你全家都註冊投票了嗎？”“你關心的是什麼議題和提案？”等等。
打電話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操縱選民。為了避免不經意地出現操縱選民的情況，志願者們要做到避免使用模糊、不確定的語言。電話助選系統更多的是為了提醒選民去投票，如果接電話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志願者也不用過多糾纏，只需回覆“我知道了，謝謝”，就可以掛斷電話了。
整個培訓過程還是比較清晰的，但我還有些疑惑，比如如何給遊移不定的選民打電話？如果選民跟我爭論起來，我該跟他爭論嗎？培訓老師回覆説，如果你們的對話變成辯論，説明你跟選民進行了深入的對話。
通過這次在線培訓，我對美國大選的瞭解進一步加深。此前我以為只用按照提前寫好的問題提問就可以了，這次培訓後，讓我瞭解了通過電話跟選民對話有很多技巧。
小城華裔對參與選舉熱情不高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今年美國的現場投票點明顯減少。我們這個3萬人口的小城壓根就沒設立投票點——要想提前投票還得去隔壁的西塞德市。當地居民大多選擇郵寄選票，或到定點的投票箱，將填好的密封選票投入其中。
一直以來，美國華裔的政治參與熱情並不算高。今年7月15日至9月10日針對AAPI（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進行的調查顯示，12%的亞裔表示曾與民主黨聯繫過，8%的人與共和黨聯繫過。華裔選民在這兩項調查中排名墊底——分別為7%和4%。
但根據針對AAPI的最新調查，有54%的亞裔選民表示，今年比往年更有投票熱情。在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華人聚集的美國大城市，唐人街附近的投票點也開始排起長龍。
蒙特雷華裔人口占比也不少,但我沒接到過一個華裔選民的電話。近一週來，每天都有居民來到市中心公立圖書館旁的投票箱投票，同樣很少見到華裔選民。像蒙特雷這樣人口在2.5萬到5萬的美國小城市大概有740個，這裏華裔選民的投票積極性可能真不如那些華裔聚集的大城市，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聽見。
我所在學校附近商業街上有三家中餐館、三四家華裔開的按摩店。商業街中心位置的滿月餐館一直受到中國留學生的歡迎。這家餐廳的老闆告訴我，他很反對民主黨無條件支持非法移民的舉措，“這花費了我們納税人辛辛苦苦賺的錢”。
此外，他也反對大麻合法化和加州民主黨政府的高税收政策。“我們華裔相對來説屬於政治上的保守派。但特朗普在處理新冠疫情上顯得很傻，很不得力，所以我誰也不投票。”他反問説，“你真的覺得投票會起到作用，能改變美國麼？”
我還接觸過當地一位80歲的華裔老人。他是和子女一同移民美國的，如今已獲得公民身份10年，但直到今年才第一次嘗試投票。這位老人選擇郵寄投票，因為他覺得比較方便。他説，到美國這麼多年，一直不太關注選舉。對他來説，從不投票到投票也是慢慢了解美國的過程。
除了對新冠疫情期間個人安全的擔憂，低收入的華裔選民在政治參與方面還面臨着其他障礙，這使他們有別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華裔選民。語言仍然是很大挑戰，儘管投票材料可以被翻譯成普通話或廣東話，但人們缺乏在日常生活中談論政治的經驗，許多人也不瞭解各級政府運作機制和結構，會對政治制度感到困惑和沮喪。
總部位於芝加哥的“建設更好華裔社區”組織負責人梅曉琳（音）指出，通過解釋選票上的提案會如何影響選民生活，而不僅僅是某一候選人對他們造成的影響，更能吸引華裔選民。
生活在唐人街的華裔認為，公平的税收政策與他們的生活高度相關。例如加州選票上的第19號提案（老年人、重度殘疾人和自然災難受害人的住房保護法）和第24號提案（消費者隱私保護法），都跟選民的利益息息相關。
此外，像在蒙特雷這樣的小城市，包括華裔在內的少數族裔不願意參與投票，也是出於對政治文化的冷漠。如何讓小城市的少數族裔説出自己的政治訴求，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