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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文林，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民主話語卻長期被西方把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動輒借民主問題打壓不聽號令的非西方國家。拜登政府舉辦“民主峯會”，就是企圖以“民主”價值觀為武器來孤立中國。12月4日，中國政府發佈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系統介紹中國民主價值理念、發展歷程、制度體系、參與實踐和成就貢獻，打破了西方長期壟斷民主話語的不正常局面。
民主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
民主從一開始就是和“多數人的統治”聯繫在一起的。據考證，在古希臘文中，民主一詞由“人民”和“統治”複合而成，其含義等同於“人民的統治”。此外，無論在拉丁文、意大利語、法語，還是英語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體名詞，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換言之，經典意義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依託，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進入近代以來，隨着資本主義發展，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日益加重，由此引發工人階級激烈反抗。這種反抗從一開始就與民主訴求緊密聯繫。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憲章運動，就是工人階級希望借擴大民主權利改變自身生活境遇。工人階級的反抗迫使英國政府被迫給予工人一定的民主權利，並改善生活境遇。這主要表現在英國在19世紀60年代給予工人選舉權，擴大工人選區範圍。
就此而言，民主是工人階級的旗幟和訴求，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應有之義。反倒是資本家和少數精英對民主心存畏懼，並用各種言語來誣衊工人階級的民主運動。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中，當黃炎培問到中國共產黨如何擺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時，毛澤東的回答是“民主”，認為“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毛主席所説的“民主”，同樣是“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
進一步看，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密不可分。要想實現政治領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確保經濟領域的平等。列寧曾説過：“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度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共同存在’的，它也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因此，要想真正實現民主，關鍵不在政治變革本身，而是看經濟領域能否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戰略成果，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化解一系列重大風險，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着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在中華大地展示出勃勃生機和強大生命力，中國人民的民主自信更加堅定，中國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寬廣。
西方標榜的“選舉民主”實際是一種“殘缺的民主”
政治學者巴林頓·摩爾説得很明白，民主發展需要若干條件，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過去。西方國家無力進行社會革命，又要藉助民主話語增加統治合法性，只能對原本是“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概念進行狹義化理解：先是將經濟與政治內涵彼此剝離，將“民主”簡單地等同於“政治民主”，進而將“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於“選舉民主”。盧梭等人強調的人民民主理論，是將“人民當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斯圖亞特·密爾那裏，“民主”開始被視為是公民以民選代表為中介、參與決定集體意志的權利，開始強調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獲得合法的大眾化基礎，即採用代議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裏，選舉本身變成第一位，“人民當家作主”則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即為達到政治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並認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在此，“人民的統治”已悄然被偷換成了“精英的統治”。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羅伯特·達爾和薩託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競爭性選舉”的觀念。現在西方多數人談論的所謂“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競爭性選舉。
毫不誇張地説，西方民主的理論演變史，實際就是一部逐步背離“民主”本意的過程：它從最初的集體主義取向，演變為個人主義取向；從政治與經濟相結合，轉變為純粹的政治議題；從以人民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論，轉向以精英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論。脱離開經濟基礎和階級立場，抽象地談論政治民主，使西方民主“虛多實少”或“有名無實”，成為一種“殘缺的民主”。
從實踐看，西方民主在歷史發展的早期有一定進步意義，如公眾參政範圍擴大，公民主體性增強等。但隨着時代發展，西式民主的缺陷日趨暴露出來。尤其在貧富懸殊的背景下，這些國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不對應的悖論：“政治領域實行的是以個人為單位、按票計數的民主程序原則；經濟領域實行的卻是以資本為單位、按股計數的資本主義原則。”
理論上説，在實行代議制和普選權的西方國家，多黨競爭和自由選舉可以使每個公民都有參選勝出機會——正是這點讓很多人對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實踐中，競選實際是資源、財富、勢力的比拼，沒有雄厚的綜合實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這個遊戲，由此決定了角逐最高權力永遠是“富人的遊戲”。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標準，利用掌握的巨大財富來取得政治權力，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頭政治。這種“富人治國”的最終結果，就是政治經濟決策不再體現多數民眾意志，甚至可能與公眾意志截然相反。美國學者喬姆斯基指出，美國人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與他們的財富水平之間呈正相關性，約70%的美國人對政策制定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收入水平、財富等方面處於劣勢，相當於被剝奪了參政權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名教授，通過研究1779項政策議案最終得出結論：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寡頭政治國家。
諷刺的是，西式民主明明在西方國家治理實踐中百弊叢生，暴露出諸多問題，但西方國家憑藉話語權優勢，仍然將這種“政治次品”包裝成“普世價值”和“萬能靈藥”在世界上到處推銷，使非西方國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迴避經濟基礎變革的“民主化藥方”，已經成為毀滅發展中國家的“慢性毒藥”。始於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個中東地區的強烈震盪，而美國在其中扮演着幕後“操盤手”的重要角色。
在這種情況下，甚至連美國的西方盟友也對美式民主喪失信心。2021年5月，德國民調機構拉塔納和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在53個國家對5萬多人進行的“2021年民主認知指數”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訪者擔心美國對本國民主構成威脅，50%的美國受訪者擔心美國是非民主國家，59%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只代表少數集團利益。
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從國體看，中國實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最能保障最廣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政體上，中國採用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制度既可以集思廣益，最大限度調動民眾積極性，又可議行合一，集中力量辦大事。事實表明，正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上的中國式民主，使中國在短短几十年時間內，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在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道路，進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過去相當長時期，由於中國不掌握國際話語權，導致崛起後的中國在民主話語權上處境依然被動。2021年12月4日中國政府發佈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明確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並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同於西式民主之處在於，它“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創新性表達，也是對中國民主實踐的最好概括。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它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更不是少數國家指手畫腳、指責他國的意識形態工具。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實現國家富強。正如《美國民主情況》報告所指出的，“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與一味強調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國的政治制度更強調實質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於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為優越。正是這一優越性，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懼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後快。
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大變局的內涵之一，就是資本主義治理體系危機叢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則充分暴露出西方治理模式的本質。相比之下，社會主義治理模式的優越性日趨得到驗證。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和政治模式並不容易。展望未來，中華民族要想實現偉大復興目標，必須堅持“四個自信”，尤其是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0日 12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