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近日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等虛假信息為藉口對中國實施單邊制裁，這不僅違反國際法精神，也顯示出一些偏執於意識形態的歐洲政客、學者和智庫已深陷價值霸權主義的泥潭。
雖然他們人數不多，但他們卻打着道義的旗號綁架了歐盟政治的理性，給歐盟內外關係造成損害。中國採取反制措施勢在必然，其中就包括制裁德國的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及個別德國政客和學者，他們對中歐、中德關係的破壞角色已廣為人知。今年是德國的“超級選舉年”，德國政治走向如何，德國作為過去相當長時間裏堅持務實對華的歐洲大國，如今其國內在對華態度上的真實“光譜”到底是怎樣的？
在近來與德國方面的交流和溝通中，筆者感受到，“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是德國各界廣為關注的話題，大致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是積極看待中國崛起，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是人類普遍文明的發展。讓8億多人脱離貧困，是全球化時代“讓人文主義者深感欣慰的歷史事件”。中國此次抗疫和疫後經濟復甦，增強了人民對自己國家制度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對世界抗疫和經濟復甦的貢獻。
持這一看法的人中不乏接受過傳統人文主義思想教育，致力於研究中國的學者和經濟學家。在前不久舉行的一場中德學者網絡研討會上，德國知名漢學家施寒微表示，他作為人文主義者非常高興地看到中國經濟發展，普通百姓普遍富裕起來。這些人文學者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現代化發展有着深入的研究。然而，他們的觀點儘管有專業的品質，但在德國輿論場卻是小眾，甚至被冠以“親華”的帽子受到責難。
去年6月，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教授在向德國聯邦議會提交的諮文中指出，西方媒體涉華報道很少講中方立場，更多是刪減甚至片面地提一提。這扭曲了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激發了對華負面情緒，包括一些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行為。不僅如此，德國學者客觀的學術成果也被貶低為是對中國“很幼稚的觀點”。即便是對中國崛起持保留態度的著名社會學家、柏林自由大學教授蓋爾哈茨也認為，202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進行了空前的醜化。而這種醜化毒化了中歐關係氛圍，使客觀正面看待中國成為政治不正確的話語。
與客觀正面看待中國相反，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西方的“整體挑戰和威脅”。其主要理由是，在經濟和科技上，中國的生產和研發能力快速接近歐洲，甚至局部已開始領先，歐洲正在喪失對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優勢，這一優勢被認為是歐洲制度優越感的物質支撐；在政治上，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富強可以通過走“非西方的”道路實現，這動搖了以美國為首的歐美政治精英階層在二戰後開始構築、冷戰後盛行的價值霸權體系。這一體系給歐美在“人權高於主權”等口號下推行新的擴張與干涉提供了制度合理性支撐。
德國前副總理、德國綠黨前主席費舍爾去年底在其《儘管困難重重，中國贏了2020年》一文中稱，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對美國和歐洲、印太以及其他地區的盟友而言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他呼籲歐洲人必須清醒過來，“已經到了支撐21世紀對自由承諾的最後機會。”他的話受眾很多，很有媒體代表性。
以費舍爾的邏輯，中國經濟社會越是繁榮穩定，對“自由西方”的挑戰就越大，根本的原因是中國走了一條與他心目中不同的道路，而他信仰的那條路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歐洲的歷史書寫着多次以宗教和信仰的聖名而不斷慘烈廝殺的事件，歷史並沒有成為過去的故事。把信仰當作實現利益的動員手段，為擴張和干涉提供合理性的做法，依然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再上演。
今年2月19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示，“世界正面臨專制或是民主的歷史選擇”關鍵時刻，宣稱“美國回來了”，要率領盟友們為自由而戰，而且必須獲得勝利。似乎給中國的只有兩條路：要麼改變，要麼失敗。何等霸道。對於這樣的一個美國，從綠黨和平主義理念中走來的費舍爾也稱之為“仁慈的霸主”，這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德國“大西洋派”的心聲。
第三種觀點集中體現在對華政策“三元論”上，即中國是德國和歐盟在經濟科技與全球問題中的夥伴、競爭者，制度層面上的對手。這一觀點源自於德國工業聯合會2019年1月的涉華報告。報告稱，德國和歐洲要放棄“以貿易促改變”的對華政策，不要試圖改變中國。中國經過40多年發展已建立了融合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要素，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經濟、社會“混合模式”，中國已從規則遵循者成為規則制定者，成為德國和歐洲“開放市場經濟”的制度對手。儘管如此，聯合會還是強調，中國是重要的夥伴，與中國“脱鈎”不符合歐洲企業的利益。而且，聯合會間接地批評布魯塞爾與柏林在使自己的制度更有效上缺乏作為及一致行動，以致歐洲企業在與中國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德國的“三元論”定位在歐洲和美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歐洲，這一觀點成為歐洲工業聯合會的官方主張，進一步形成了歐盟涉華新政的宣示，突出了中國是歐盟戰略和制度對手的意義，強化了競爭性和對抗性，這對德國工業聯合會強調經濟和經濟制度合作與競爭的觀點是個“提升”；在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在闡述對華政策時，也沿用了“三元論”話語框架，認同對華合作的必要性，但更強調中國對美國的“挑戰”，甚至是美國要全力對付的最大“威脅”。概括地看，對華戰略“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的三元定位源於德國，也影響了歐盟和美國的對華政策表述，但三方各有側重。
兼有政治和經濟豐富經驗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日前撰文告誡，不要對華搞指手畫腳的外交政策，“單方面把價值置於利益之上的外交政策走到盡頭了”。他主張要全面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認為合作不僅符合德國利益，也可以促進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體系。反之，“制裁是幼稚的”“不負責任的”，在解決全球問題離不開中國的今天，制裁只能幫倒忙。應該説，施羅德的看法代表了德國比較理性看待中國的聲音，尤其是在經濟界有廣泛的基礎。
德國今秋將舉行大選，沒有默克爾領導的德國政治將面臨新的深刻調整。有關中德、中歐關係的討論，因其深入觸及德國國家和民眾的利益而變得越來越“內政化”“社會化”，成為德國焦點話題，被各類政治力量利用。當前，抗疫“持久戰”引發的普遍焦慮和不滿在全德蔓延，衝擊着德國的制度權威和公信力，各執政黨自救心態趨強，內部不斷分化分裂，這也將影響德政府的對外關係政策和行為。近期看，德國外交決策中機會主義的應變會多於理性的深思熟慮，包括對華關係。
作者：姜鋒/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