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外交部網站】；
近一段時間，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覆交涉、曉以利害，宣佈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此舉公然違背中立兩國建交公報精神，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一箇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是中國同其他國家發展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中國政府和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不可動搖，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紅線不容觸碰。我們敦促立方立即糾正錯誤決定，採取切實措施，消除惡劣影響，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們也正告台灣當局，“台獨”是死路一條，圖謀在國際上搞分裂活動絕對不會得逞。
此前報道：【環時深度】立陶宛變臉充當反華“炮灰”，背後有多少美國因素？
【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 特約記者 柳玉鵬 馬瀟】20日，台灣宣佈將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並宣稱這是“重要外交突破”，遭到我外交部與國台辦嚴正警告。今年3月，立陶宛也宣佈將在台北設代表處。2021年是中國與立陶宛建交30週年，但立陶宛近年來卻甘願充當反華“炮灰”，一次又一次挑戰中國核心利益。專家分析認為，立陶宛對華態度發生轉變其實有跡可循。在中美競爭加劇的環境下，為了調整在西方扮演的角色，立陶宛試圖通過對華強硬來吸引美國的注意力。而中俄關系的拉近，也促使一直視俄羅斯為國家安全最大威脅的立陶宛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近乎偏執的選擇。
快速變臉與美國因素
據俄羅斯《觀點報》報道，立陶宛曾在數年前多次重申，他們希望與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巨人建立經濟合作，甚至稱中國為“戰略伙伴”。此外，立陶宛對中國正在建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非常感興趣，還積極自薦成為過境中轉國。2018年11月上旬，時任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應邀前往中國訪問，被認為是國家外交的一個重大成功。中立兩國在經貿領域快速發展。在立陶宛，人們對與中國這個經濟強國建立友誼感到高興。
不過，僅僅3個月後，立陶宛對中國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度大轉彎，開始把手伸向涉疆、涉台等反華議題。2019年2月，立陶宛國家安全部門發佈年度安全威脅報告，首次提出“中國的間諜活動”成為立陶宛的國家安全威脅之一。報告稱，“中國的國內政策問題驅動着中國在立陶宛的情報活動”。同年7月，立陶宛總統瑙塞達上任後即稱，中國在克萊佩達建設深水港的投資可能損害該國的國家安全。
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報道稱，“中國情報部門正在加強活動”的這種説法在美國和西歐國家流傳已久，但在東歐國家卻新鮮得很。今年3月中旬，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的一家法院判處該國海洋學家塔莫·庫特斯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報道稱，眾所周知，在這些最依賴美國的國家，情報部門都是在美國的控制下創建的，本國政府難以掌控。隨着中美競爭越來越具有全球化和互不妥協的特點，美國的“主要合作伙伴”不能對此袖手旁觀，與美國有任何緊密合作就意味着必須放棄自己的獨立外交政策。因此，不能排除某些東歐國家即使在可能給自身造成損失的情況下，也要惡化與中國的關係。
2020年，立陶宛國家安全部門又發佈一份新報告，批評中國追求技術優勢。該報告出現在新冠疫情期間，而中國向立陶宛提供了大量口罩等人道主義援助，但維爾紐斯並不領情。2020年10月，立陶宛舉行議會選舉，偏保守的祖國聯盟-基督教民主黨人黨贏得選舉，並與自由運動和自由黨組成執政聯盟。還沒有上任，該執政聯盟就放言“將反對任何侵犯人權與民主自由的行為，並將捍衞從白俄羅斯到台灣，全球各地爭取自由的人士”。
今年1月，立陶宛以國家安全為由，決定禁止中國企業同方威視向立陶宛機場提供安檢設備。同方威視反駁稱，上述決定不僅是基於政治動機，還將扭曲安檢設備市場的競爭，損害立陶宛納税人的利益。2月，立陶宛政府降級參加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峯會，僅派交通部長斯庫奧迪斯出席。3月，立陶宛宣佈計劃年底在台灣開設“貿易代表辦公室”。5月20日，立陶宛議會通過涉疆人權決議，其內容還涉及西藏、香港事務，污衊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要求恢復香港“獨立”和西藏的“宗教自由”。兩天後，立陶宛外長蘭斯伯格斯宣佈退出中國-中東歐“17+1”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接連對華示強的同時，有10家立陶宛企業參加了5月18日-20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食品和飲料展覽會。立陶宛農業部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對於立陶宛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商而言，這個市場變得越來越重要。去年，立陶宛對中國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額達9300萬歐元，主要包括小麥、水果、堅果、牛肉及麥芽啤酒等。
俄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專家梅澤維奇表示，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可以用“無視理性”來解釋。僅中國上海的GDP就是該國的數倍之多，立陶宛的行為完全不符合國際關係理論。但需要明白，立陶宛政府的行為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中國不需要採取任何措施來“懲罰”立陶宛，僅繞過它就足夠了，包括不向其提供投資，不與其發展貿易，不將其包括在“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中。未來，它將成為一個無法從與中國保持建設性關係中受益的國家。
來自政治高層的偏執
“中國距離立陶宛足夠遙遠，將中國列為威脅是十分荒謬的。但是，立陶宛領導人出現了偏執狂，這種距離就顯得微不足道。”俄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專家梅日維奇稱，立陶宛其實沒有真正的外部威脅，但照搬美國外交政策的做法對其安全的內部威脅是巨大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劉作奎也表示，新一屆立陶宛政府主要由中右翼政黨組成，意識形態偏保守，與前任政府務實的風格相比有所變化，並在包括參與中國-中東歐合作方面出現搖擺。
2019年5月，立陶宛舉行總統大選，獨立候選人、經濟學家瑙塞達擊敗當時的中右翼黨派候選人希莫尼特，當選立陶宛新一屆總統。2020年10月立陶宛舉行國會選舉，希莫尼特成為立陶宛新總理。而蘭斯伯格斯作為該國第一任總統的孫子，在立陶宛政壇的影響力無人可比。這三人的共同點就是親歐美、反中俄。
據外媒報道，瑙塞達與希莫尼特都是經濟學家，從年齡上看，瑙塞達比希莫尼特大10歲。瑙塞達出生於1964年，成長於蘇聯時期。19世紀80年代，瑙塞達畢業於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經濟學系。1990年立陶宛獨立後，瑙塞達有機會到德國曼海姆大學繼續學習。在德國生活和學習的這段經歷讓他認為，蘇聯體制已經不適合立陶宛。
學成回國後，瑙塞達進入金融行業，曾擔任立陶宛最大銀行歐斯安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經常在各大媒體上露臉。2019年總統大選中，瑙塞達強烈支持其前任格里包斯凱特的主張，宣稱必須與北約和歐盟保持密切配合，並讓美國加強立陶宛的軍事力量，以達到威懾俄羅斯的目的，甚至還支持波蘭邀請美國在其國內駐軍。
而希莫尼特自去年底當選後，便開始了一系列對台灣示好的操作。除了在執政協議中公開表示對台灣“自由奮鬥者”的支持以及宣佈將在台灣設立代表處外，還在6月份宣佈捐贈給台灣2萬劑阿斯利康疫苗，以回報台灣曾捐給立陶宛的10萬片口罩。
今年2月，希莫尼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將俄羅斯生產的“衞星V”新冠疫苗稱為“俄羅斯用來分化和統治世界的武器”。在為2019年立陶宛總統選舉舉辦的國際政策辯論會中，希莫尼特曾表示，若當選總統，她將增加國防預算。她把俄羅斯比喻成“一個企圖破壞所有國際協議的國家”，聲稱俄羅斯的存在將會危害歐洲安全。但她支持改善立陶宛與波蘭的關係。
但對於蘭斯伯格斯來説，這些都是他爺爺輩兒玩剩下的。蘭斯伯格斯的爺爺老蘭斯伯格斯曾是一名音樂教授，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在維爾紐斯音樂學院學習，師從蘇聯音樂學家德瓦里奧納斯。1988年，美國扶持的“民主”組織“薩尤基斯”成立後，老蘭斯伯格斯搖身一變，以大學教授身份成為“薩尤基斯”領導人之一，謀求立陶宛獨立。
蘭斯伯格斯繼承了“親美反俄”的政治基因，在2020年6月議會選舉期間，他寫了一篇題為《立陶宛是時候做出抉擇了》的文章，批評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並首次明確提出立陶宛要退出“17+1”合作機制。2020年8月，針對捷克參議長訪問台灣事件，立陶宛組成了全歐洲人數最多的慰問團以示聲援，而其中打頭的也是蘭斯伯格斯。
受到強烈“不安定感”的困擾
新冠疫情前，《環球時報》記者曾多次到立陶宛採訪，接觸到的政界與經濟界人士，對中國印象都較為正面。2018年，記者曾開車環立陶宛走了一圈，比如特拉凱城堡、十字架山、考納斯等。每到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羣的中國遊客。當地許多餐館、紀念品等也用中文招攬生意。當地商務旅遊部門的一位主管還特地向記者請教如何吸引中國遊客和中國投資。據觀察，波羅的海三國中，立陶宛最為保守，拉脱維亞處於中間，愛沙尼亞則較為開放。
在維爾紐斯的華商汪女士上世紀90年代到立陶宛留學，畢業之後選擇經商。她對記者説，波羅的海三國對中國印象一直不錯，當地人對中國人也較為友善。中餐館、“中國製造”很受歡迎。這兩年立陶宛政府對中國突然“翻臉”，她也覺得很奇怪。該國2019年2月發佈的安全報告中，史無前例地將中國列為主要安全威脅，還指責中國間諜。她認為，這和中國與俄羅斯走近有關，當然美國因素也很關鍵。由於歷史原因，立陶宛民族有強烈的“不安定感”，在國家安全面前，他們錯誤地與中國對立。
2017年開始從事中立貿易的維爾紐斯商人奧什拉對記者説，自己大學時曾到上海交流過幾個月，後來還多次到中國考察旅遊。他在立陶宛出售中國手機、電視機等電子產品。對於立陶宛單方面攻擊中國，他也感到突然，但中國較為寬容。目前，中立貿易以及奧什拉的生意沒有受到大的影響，但不排除未來可能會受政治影響。他説，當地民眾其實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印象沒有媒體描述得那麼消極，但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該國主流媒體以及歐美媒體的影響。
“中立關係急劇變冷，與中立關係本身無關”，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立陶宛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兩國之間實際上並沒有破壞性的事件發生。除了中國製裁一位立陶宛的議員外，但這也是歐盟制裁在先，且這名議員對新疆人權進行了攻擊。他認為，其背後主要原因是美國，俄羅斯因素為輔，而這都與立陶宛的國家安全有關。
“德國之聲”稱，立陶宛人喜歡將自己的國家稱為“前線”，並敢於同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公開抗爭。《今日白俄羅斯報》近日曾發表題為“立陶宛哈巴狗與中國大象”的文章稱，中國對維爾紐斯最近大聲表態退出“17+1”合作機制的反應是剋制的。
在中國看來，這一平台是一個開放的經貿合作機制，該項目並沒有失去一個關鍵的合作伙伴。中國專家甚至在立陶宛決定退出後看到了在該合作機制框架內“減少負資產”的機會，這將使其更具長期可持續性。有白俄羅斯網民稱：“這個向中國噴了這麼多口水的立陶宛，已經不知道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從它的美國老闆桌子上弄到一些殘羹剩飯了。”
有媒體稱，“17+1”合作機制從一開始就被歐盟視作一個可能分裂歐洲的機制。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劉作奎認為，立陶宛退出“17+1”有多方面原因：除了美國與俄羅斯因素外，立陶宛在參與中國-中東歐合作過程中沒有得到它加入之初設想的東西；其次，波羅的海國家一直有一個身份認同問題，比如，立陶宛認為它是一個北歐國家，不太接受中東歐國家的定位，但它還是決定加入進去，看看是不是能拿到什麼好處；最後，確實有來自歐盟和歐元區國家的壓力問題，歐盟尤其是西歐國家曾批評中國-中東歐合作分裂歐盟，因此立陶宛外長宣佈退出“17+1”時對歐盟表忠心説，應該在“27+1”，也就是歐盟對中國的框架下開展合作。
但劉作奎強調，立陶宛的退出，絕對不會影響“17+1”整體的合作和發展，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對合作機制的一種減負。因為立陶宛這樣的國家在組織內不但不怎麼幹事，反而施加負面影響，還拉幫結派。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其他地區或國際組織，經常有退羣的行為，也有各種反覆，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個組織成員的退出、加入或再加入都是正常的事，不適應的時候可以出去，換個活法，發現退出之後活得還不如在羣裏，就再加入。對一個主權國家來説，加入或退出是它權利之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