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從資本、技術和財富的分佈格局上看，北美和歐洲居於世界“中心”，而廣大亞非拉地區居於“外圍”，“中心”主宰着整個世界經濟與國際戰略格局的方向。這套理論成型於上世紀70年代初，曾經深刻影響各國學者，而歐洲居於世界“中心”的觀念也因此深入人心。然而過去十年間，歐洲的“中心”地位搖搖欲墜，歐盟及歐洲主要大國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日漸下降，以至於馮德萊恩領導的歐盟委員會執政團隊多次公開疾呼，歐洲要做全球舞台上的“競技者，而不是競技場”（Player, not Playground）。歐洲淪為世界大國爭奪的“競技場”，而不是有能力塑造世界事務的“競技者”，已成為當前歐洲政治精英揮之不去的夢魘。
1991年冷戰結束至2009年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近20年間，是歐洲高歌猛進的時代，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區域鏡像，歐洲一體化藉助蘇聯解體帶來的和平紅利和信息技術帶來的增長動力而持續快速推進。隨着歐洲單一市場和歐元區的落成，歐洲步入高光時刻，成為藉助區域合作實現社會繁榮的世界樣板，歐洲政治精英也因此醉心於“後現代”的基於國際法規則的“世界秩序”，信心滿滿地向外宣揚歐洲的“規範性”力量，努力輸出新自由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價值觀。
然而主權債務危機的烏雲遮住了歐洲的光芒，歐洲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被逐漸消解。此後十年間，在戰略安全層面，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始終雷聲大雨點小，被認為於事無補。2010年底出現的中東北非亂局和2013-2015年烏克蘭危機導致歐洲的周邊地緣格局日趨碎片化，嚴重衝擊歐洲的內部穩定。但這兩場變局的節奏與走向卻完全受制於美俄等大國的權力鬥爭，歐洲淪為配角。
而對自身周邊以外的地區衝突，歐洲的影響更加微弱。在國際經濟競爭的層面，在2010年以來聚焦於人工智能的新一輪尖端技術與產業的競爭中，歐洲不僅明顯落後於美國，在一些領域甚至不如中國，大型數字平台公司沒有一家是歐洲人創立的，歐洲對世界經濟走向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層面，美元霸權巋然不動，歐元體系卻因內部矛盾重重而愈加虛弱。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伊核協議，並意圖藉助美國操控的SWIFT系統制裁與伊朗進行交易的歐洲公司，歐洲人開發了INSTEX體系，意圖繞開美國的制裁，最終也沒有成功。在經濟外交的層面，歐盟為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而推出“歐亞互聯互通”戰略，至今基本仍是紙上談兵。
歐洲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日漸衰退，既是因為世界各國力量對比的戰略格局已出現深刻調整，也是因為歐洲社會精英對缺乏硬實力支撐的“歐洲意識形態”盲目自信，過於樂觀。2009年以來，歐洲先後遭遇主權債務危機、英國脱歐、難民潮和恐怖襲擊等突發危機的反覆衝擊，不僅經濟持續低迷，而且社會精英們引以為傲的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的意識形態受到質疑，現有的一體化架構的弊端也越來越突出，歐盟的多層治理架構出現動搖，導致多層矛盾的疊加。
在歐盟成員國內部，主張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疑歐主義的激進政黨和草根羣體進入主流政壇，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愈加嚴重；在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層面，掌控歐元區的德國與經濟狀況較差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南歐國家因為權益分配問題產生激烈的“南北矛盾”，德法等傳統大國又與匈牙利和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因為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等問題而爆發“東西對立”，導致歐盟震盪不已；在歐盟決策層，負責技術性較強的專業行政事務的歐盟委員會與魚龍混雜的歐洲議會之間也存在矛盾。重牀疊屋的紛爭，使歐洲很難作為一個整體對世界事務發揮影響，進而導致歐洲從世界舞台昔日的中心淪落，越來越快地向外圍下滑。
歐洲在世界事務中的邊緣化，其國際地位的持續下降，在歐洲內外產生兩方面的影響。在歐洲內部，雖然像哈貝馬斯這樣的老派知識精英依然執着於“歐洲憲法”和“歐洲公民”等理念，心心念念地期待歐洲為世界發揮更多的典範作用，但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歐洲學者已經展開反思。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專家對筆者坦言，歐洲人“顯得幼稚了”，忘記了國際社會依然受制於傳統的地緣政治與權力鬥爭。在歐洲外部，美國決策層對歐洲的衰落心知肚明，將對外戰略的重心定位於亞太地區，而對歐洲投入的戰略資源越來越少，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概念，表明美國政治精英一以貫之的研判。而歐洲追隨美國，推出自己的所謂“印太戰略”，必然是力不從心，難有作為。內部的震盪和國際影響力的減弱，意味着歐洲與中美這兩個大國打交道的籌碼在減少，因而在中美之間首鼠兩端、反覆無常的機會主義傾向必然不斷增強。未來的中歐關係，可能會遇到更多的變數。（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