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的宮殿遺址在河南省偃師縣西南二里頭，主要是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負責發掘的。
二里頭宮殿有兩座，一號宮殿遺址從1960年起發掘至1973年秋結束，面積約一萬平方米，規模宏大二號宮殿遺址西南距一號宮殿150米，從1977年發掘,至1978年底結束，面積約4200平方米。
全組官殿建築坐落在同一大片夯土台基上，台基中間偏北是高大的主殿，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寬闊的大門，四周有彼此相連的廊廡圍繞中心的殿堂。整座宮殿佈局嚴謹，主次分明，開創了我國宮殿建築的先河。
宮殿的建築技術也達到較高水平，一號宮殿的殿堂是座面闊8間、進深四間的四坡出檐式建築，木架、泥牆、草頂結構佔地約347平方米。前面大門也是一座面闊8間的牌坊式建築,呈門字形，很是壯觀。二號宮殿發現有相當考究的排水設施：庭院裏預先挖好溝槽，然後埋入陶水管或用石板上下左右砌成方腔水道，再在上面墊上土，水道從邊門下通往宮殿牆外的排水溝。此外一號宮殿的灰溝裏也發現有陶水管，估計它也有類似的排水設施。
二里頭官殿建築據估計需用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個勞動日；宮殿的庭院還發現有少量人骨架的祭祀坑；二里頭遺址中又發現有半陷地下、非常簡陋的洞穴式房子，這一切説明，古代國家這個暴力機器在當時已經出現。
二里頭文化的屬性(即它與中國古代哪個朝代相對應)如何？這關係到我國傳説中夏代歷史的證實問題，關係到我國國家起源的問題，可以把它稱作中國古代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朋友，你是否有興趣參加這個“猜想”呢？這裏不妨把二里頭文化及學術界對其爭論的概況介紹一下。
早在195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就曾在河南登封玉村和鄭州洛達廟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的陶器，此後陸續在河南西部和東部、陝西東部、山西南部、湖北省境內發現同類文化，但由於1959年發現併發掘的二里頭遺址地處該文化最集中的河南西部範圍最大（約375萬平方米)，堆積最厚，文化遺蹟和遺物最豐富(如上述宮殿遺址就在二里頭遺址中部)，最具代表性，因此把同類文化暫時命名為二里頭文化。根據發掘中常見的陶器等特徵,考古學家把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
人們對二里頭文化內涵的見解，大約有十來種看法，其中主要有兩種。這兩種意見對二里頭文化一、二期為夏文化沒有分歧，但第一種意見認為三、四期是商文化(以下簡稱商説)第二種意見認為三、四期也是夏文化(以下簡稱夏説)夏説與商説分歧的關鍵在於究竟二里頭文化二期與三期之間，有沒有一個以商代夏反映在物質遺存上的突變。
一、商説：
商説認為第三期遺存中除了包含第一、二期中常見的那組陶器：鼎、折沿深腹罐、侈口圓腹罐、三足盤、深腹盆、平底盆、豆、澄濾器和大口缸等器物外，還出現了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領甕等一組新陶器。而這後一組陶器又是鄭州二里崗商代文化中富有特色的東西。此外上述官殿遺址在第三期中發現，1983年春又在二里頭東北五、六公里處的偃師縣城西南的屍鄉溝，發現一座規模宏大的同時代城市遺址，這與《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下班固自注“屍鄉,殷湯所都”相吻合，所以二里頭應是商湯滅夏時所建的都城“西亳”。又經碳14測定樹輪校正，二里頭一期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080-1690年,這與夏代紀年相合；二里頭三期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590-1300年，與商代紀年相符，這又是二里頭文化二、三期間有一突變的明證。
二、夏説：
夏説認為二里頭文化二、三期的共同特徵是，陶器中以夾沙中口罐為主要炊器，瓦足毆、平底盆、繩切紋小罐、研磨器為常見器形，觚、爵盃等酒器比較流行。商説所認為新的一組陶器中的代表性器物如圈沿圈底盆、大口尊等近年來在二期中也有發現。此外二里頭官殿在佈局、方向、式樣等方面都與殷墟、鄭州的商人宮殿大不相同。再從二里頭文化的層位關係來看，它被具有鄭州早商文化特徵的、略晚於二里頭四期的文化層所壓，鄭州是商朝開國君主湯的都城,被類似鄭州早商文化層所壓的二里頭文化，顯然是與它相銜接的又早於它的夏文化。又二里頭遺址地處二里頭文化的中心地區河南西部伊洛流域，這與許多早於《漢書》的古籍(如《尚書》、《汲冢古文》、《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史記》等)所説的夏人(禹、太康、桀等)活動中心相吻合。
因此無論碳14測定如何，也無論商湯西毫是否在屍鄉，都無法改變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夏人都邑，二里頭宮殿是夏人宮殿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