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平 大連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能在三個雞蛋上跳舞”是對那些能夠在微妙格局下，長袖善舞者能力的至高評價。對於朝鮮半島上的領導者而言，唯有敏鋭感知所在區域權力變化趨勢方可在各方力量之間遊刃有餘。近代半島歷史上，能夠巧妙地穿梭於各大勢力之間維持本國基本權益者，大概非閔妃莫屬，其人先聯絡日本，後依附於清王朝，甲午戰爭後又與俄國“暗通款曲”，終致觸怒日本而香消玉殞，可見同時結好各方的難度。
百餘年來，韓國始終處於大國競爭的前台，為日本殖民統治，戰後分區佔領導致民族分裂，又在美國的主導下被迫與日本建交“和解”，其中辛酸不難想象。冷戰結束前後，韓國的國際空間獲得前所未有的拓展，通過與前蘇聯、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韓國得以在東北亞區域發揮“橋樑”作用，周旋於中俄美日之間，通過貿易往來扭轉自身領土狹小，人口規模有限的不利條件，與歐盟、美國、中國全球三大經濟體先後締結了自由貿易協議，一度躋身於世界第十大經濟體行列。然而，中美競爭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將會壓縮韓國既有的活動空間，所處國際環境更加複雜。
2020年的美國大選讓韓國朝野各界長舒一口氣，拜登的當選意味着“特朗普噩夢”的終結。四年來，特朗普先後圍繞美韓自由貿易協議修改，提高韓國負擔駐韓美軍經費比例等議題發難，除卻在與朝鮮展開對話問題上美韓國尚能同向而行，文在寅面對特朗普政府時的無奈可想而知。總體而言，韓國國內對拜登的執政抱持正面態度，認為其大概率會重返奧巴馬政府注重盟友，看重規則，着力多邊主義解決全球問題的外交路線。然而，拜登政府執政後迅速修復盟友關係，目的卻鮮明地指向快速崛起的中國，從而為韓國的外交製造了新的難題。
早在競選期間，拜登有意選取了大批原奧巴馬政府成員參與競選團隊，並通過對特朗普政府無視盟友需求，壓榨夥伴的指責，聯合美國國內建制派精英，從而為其執政後迅速完成對華圍堵的戰略佈局奠定了基礎。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丁、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出訪多國，構建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從印太方向對華施壓，積極推動“五眼聯盟”擴容，加強對歐盟影響要求其延遲中歐投資協議生效進程，相關活動之頻繁、高調引人注目。
而在此進程中，韓國在美國的戰略佈局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首先，美國需要在經濟層面上，限制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聯繫，特別是在通信技術合作方面。韓國是世界上少數可以在5G通訊、造船等產業與中國一較高下的新型工業化實體，可以為美國提供中國製造的“替代”產品。其次，韓國也是與中國製造業高度關聯的美國盟友，在美國精英看來有必要對中韓產業合作的深度加以限制，從而確保自身技術優勢。最後，韓國作為美國在東北亞大陸唯一的盟友，其在黃海一帶與美軍保持必要的合作，是美國對中國、朝鮮近距離施壓的必要條件。為此，韓國的戰略作用得以為拜登政府“重新”發現。由此，以外長與防長的“2+2”會談為契機，美國新政府與韓國的高層互動得以迅速展開，就連擱置的美日韓三邊合作機制也得以恢復。
然而，對韓國而言，“薩德事件”的衝擊效應遠未消散。韓國固然需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增加自身與周邊大國博弈的籌碼，但完全站在美國一邊則可能影響中韓剛剛恢復的信任，衝擊兩國經濟合作。畢竟當年韓國為美國火中取栗，換來的卻是特朗普政府要求韓國增加部署“薩德”系統所需經費及其他“勒索”。有鑑於此，文在寅政府嘗試通過同時加強與中國、美國合作的“對沖”路線，與中美戰略競爭保持距離。為此出現了韓國外長鄭義容前往廈門會見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尋求加強中韓在後疫情時代全方位合作;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徐燻則出現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大談美日韓合作戰略價值的“矛盾”現象。
從韓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同時結好中美是其規避兩強競爭不確定性的基本前提，其難度如同在薄冰之上尋找安全通道一般。一方面，“對沖”外交要求相關當事國能夠長期維持一條近乎中立的外交立場，韓國國內能否長期貫徹這一路線依然存疑。實際上外交走向一貫都是韓國朝野爭議的對象，特別是韓國保守力量對“意識形態”的偏執，對中國的不信任感，與韓國民間在薩德事件後始終未能正面看待中國情緒相結合，導致文在寅政府的對華友好立場的基層民意基礎仍有待夯實。而此次執政黨在首爾、釜山市長補選中的失利，很可能放大保守力量對文在寅政府“事大主義”、“從北外交”的指責聲音，韓國政府維持對華友好的難度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對韓國的“友善”態度能否長期維持也存在着不確定性。民主黨政府重啓同盟系統，其目的在於調動盟友力量，推卸自身關於對中國進行規制所帶來的責任。換言之，如果韓國不能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與美國“相向而行”的立場，美國的善意的可持續性將無法確保。畢竟，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也曾經以近乎強制的方式敦促韓國儘快就慰安婦、韓日情報分享協定等問題做出妥協。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重啓各種合作機制，始終未能明確對盟友參與對華規制所能提供的“資源支持”。長此以往，韓國很可能重蹈為美國火中取栗，卻又無尺寸收益的覆轍。
所幸的是，中國總體上正面看待韓國現政府的基本外交路線，對文在寅總統執政期間推動中韓關係復甦，致力於構建半島和平框架的貢獻也多加鼓勵。我們能夠理解以韓國為代表的中小國家，嘗試與大國競爭保持距離的心理，也肯定各國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的努力。希望韓國方面能夠致力於夯實兩國友好根基，增進雙方民眾理解與互信，為兩國在後疫情時代攜手共進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