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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顯微故事，作者 | 郭子睿，編輯 | 卓然
近日，珠海疫情防控辦發佈的一則通告意外上了熱搜。
通告上稱，“目前香港疫情嚴峻，我市面臨偷渡疫情風險極高”，同時多地疑似明確舉報偷渡線索，一經查獲將獲得不菲的賞金。
江門直接給出100萬，惠州也有50萬，不過珠海、中山、東莞好像不夠積極，分別給出10萬和5萬的賞金。
有許多人稱，這是“新時代賞金獵人”。
但在深圳工作的香港人何詩詠卻覺得通告卻帶着一絲落寞，“時代真的變了”。
落寞背後，是98年內地出生的新香港人何詩詠的迷茫。
1998年，何詩詠出生在廣東省某四線城市。在香港正式迴歸前，為了拿到香港身份，她的家族經歷了3代人的努力：
從爺爺輩開始，就有親戚想盡辦法偷渡到香港去；她的媽媽，80年代淘金潮去往香港投靠親戚，做過許多活，最終呆滿30年成功入籍；而她終於在2013年、自己16歲時候入籍香港。
在何詩詠成為香港人的那天，母親抱着她痛哭，“你的下一代就是正宗港女了”。
可當她畢業找工作時候才發現，“港女”這個身份成了她在內地發展的桎梏……
以下是關於她的真實故事：
尷尬的“新香港人”：曾經的快車道，現在被按下了限速鍵24歲的“新香港人”何詩詠總説，自己活得像箇中老年人。
她從來不用信用卡，哪怕她從外表上看和其他同齡人一樣喜歡穿時髦衣服、染淺色頭髮、有豐富的夜生活，但她依然覺得自己在各種方面和內地的同齡人脱節。
“我辦不了信用卡，也不能在內地買理財”，何詩詠説，原因都在於那張證明自己是“新香港人”的身份證卡片。
那張卡片是何詩詠母親費盡幾十年的努力才換來的。
作為上一代“港漂”，何詩詠母親在80年代從廣東陽江偷渡到香港，一路“黑”在香港打工，於2013年得到永久身份。
作為子女，何詩詠也得以在高考前得到香港居民身份證。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份證不享有香港永久居民的權利，需要在7年期滿後憑簽證身份書續約或辦理永久居民身份。
一開始，何詩詠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當時覺得香港發展好，七年後我肯定轉永居”，但沒想到，隨後幾年一切都和她想象得截然不同。
憑藉香港身份，何詩詠參加了港澳台聯考，高考後到上海某211大學，畢業後通過校招進入深圳某互聯網公司工作。
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這幾年，何詩詠發現，內地生活和香港相比有着完全不一樣的速度和節奏。
“內地一支手機就能走天下，買票、點外賣、叫車，什麼都能幹”，何詩詠説道，但在香港，移動互聯網遠沒如此普及。
此外，隨着城市化和棚改的推進，上海的地鐵按照每年5公里的距離朝着城市外圍推進，“這些地鐵，更明亮、寬敞”，相比之下，1979年開始興修的香港地鐵黯然失色。
更重要的是，何詩詠大三找實習時發現自己已無法在香港找到滿意的崗位——香港產業空心化嚴重，除了律師、醫生等幾個傳統的行業收入高以外，其他的行業應屆生起薪已經多年沒有增長。
“香港沒有互聯網，沒有適合我的工作，同樣地段、價格的房子，深圳比香港大一倍。”
一場新冠疫情更是打斷了何詩詠轉為永久香港居民的計劃。
對比香港和內地抗疫的執行力、恢復力，何詩詠覺得，留在內地更讓她感到安心，於是在2020年，簽證身份書期滿後，何詩詠沒有選擇辦理永居，而是向公司提交申請轉正申請，繼續留在內地。
“香港就像曾經的快車道，現在被按下了限速鍵”，也按下了何詩詠內心迷茫的按鈕：
曾經她的父母為了給她拿到香港身份，耗盡了青春，但她覺得，這一切都不值得了。
從香港代購到內地代購：拼多多、小米，都是香港親戚們的搶手貨新一代“港漂”裏，有很多人遇到了和何詩詠相同的情況。
80年代，伴隨着香港電影的發展、金融業的空前繁榮，香港成了淘金者的第一站，如電影《甜蜜蜜》中黎明扮演的黎小軍一樣，大量內地人選擇南下來香港圓自己的淘金夢。
這個情況在廣東省尤為普遍。98年出生的何詩詠祖籍為廣東陽江，這裏距離廣州223.48公里，深圳304公里，離香港僅165公里，甚至可以泅水到香港去。
優渥的地理位置，加上並不發達的經濟，導致這座小城從上個世紀初開始，一度成為了偷渡香港的“最優通道”，“誰也沒想到，現在這也是最佳的‘反向偷渡通道’”，何詩詠怏怏地説。
何詩詠的母親就是在這波浪潮踏上香港這片土地。
一開始，母親借住在荃灣的嬸嬸家，70平的房子裏擠了6口人。再後來，母親換了一份保險工作，在天水圍租了一間10平米的開間，狹小的空間裏包含廁所、廚房、卧室。
每年暑假，何詩詠都要和姐姐商量錯開來香港看望母親的時間，“不能兩個人一起去，沒地方睡”。
當母親最終在2013年得到香港身份，併為自己以“未成年子女親屬投靠”換得香港身份證時，母女倆喜極而泣。何詩詠想到港劇TBV裏那些雷厲風行的職業女性，她幻想自己未來也會成為那些高樓大廈裏穿梭的一員。
一開始，香港身份確實帶給何詩詠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躍層，還有一些“隱形”的榮譽和光環。
上海讀大學後，何詩詠每個月幫同學回香港做代購，當時香港因免税政策成為內地人心中的“購物天堂”，產品專櫃的定價比內地便宜，遇到百貨週年慶時，價格更是低至內地2-3折的水平。
此外，加上母親按香港在讀大學生的標準每月給她5000塊錢的生活費和住宿費，何詩詠每個月生活費能達到1.5萬元左右，比上海許多女白領的工資還高。
過海關拿出證件則是何詩詠最高光的時刻，她可以走人更少的香港居民通道，“內地居民會排着長隊，用羨慕的眼神看我們這邊”。
但也不知從何開始，何詩詠發現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大二左右，找何詩詠代購的同學變少，大家都反映內地的商品和香港差別不大。相反，那些生活在香港的親戚開始拜託何詩詠返港時幫忙從內地代購一些東西。
2018年開始，主攻“五環外”、源頭工廠模式的電商模式興起，低至幾塊錢就能買到包郵日用品，價格只要香港的零頭，內地產業鏈的優勢在製造業凸顯，價格低廉。
何詩詠曾經幫親戚從內地帶過一個小家電，香港售價4000多港幣，換算成人民幣要3600元左右，而在內地售價僅2000多元。
與此同時，何詩詠還發現深圳海岸口排隊的孕婦少了。
孕婦們去哪兒了呢？何詩詠最終在上海浦東機場找到答案。2013年香港政府禁止內陸雙非（夫妻雙方均非非香港人）孕婦赴港生子的申請赴港生子後，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赴美、赴加生子。
浦東機場正是出入這兩個國家的重要航站樓，“這也意味着，香港户籍沒那麼吃香了”。
何詩詠開始感到，和香港相比，“內地更有生機”。
回不去的香港，留不下的內地：沒有房子，就不是本地人大學畢業前，何詩詠人生的道路上出現了一道必選題：留香港？還是留內地？
她大三本計劃考回香港讀研，但面對高昂學費和生活費、內地和香港發展速度的日益懸殊，何詩詠打消了這個念頭。
“回去一輩子住公屋嗎？”何詩詠所學的專業在香港，應屆生薪水比街邊小店洗碗工高不了多少，還有明顯的天花板，對應香港高昂的房價，幾乎沒有安居的可能。
何詩詠的母親也覺得有些懊悔，她年輕時沒錢，無法在香港置業，也因不想回內地錯過了深圳房價起飛的階段，導致自己空有一張香港永居身份證而沒有實際的房子可以落腳。
對於講究“落葉歸根”的中國人來説，“房子”有着比居住更為深遠的意義。何詩詠母親對女兒的期待也逐漸變成了讓女兒留在深圳工作、買房。
最終何詩詠選擇到深圳實習，“內地機會多一點，有機會買樓，不再飄來飄去。”
靠着深圳城中村低廉的租金，8000塊月薪的何詩詠第一年就攢了3萬塊，第二年工資就升到了1萬多塊，月薪趕超留在香港做了幾十年保安的親屬，還前途無量——這些更加劇了她不想回香港的念頭。
但留在內地，香港身份又成為束縛她職場發展的根源。
為了方便香港人在內地發展，國家針對港籍制定了許多政策，這些政策普遍適用於大灣區，“但大部分互聯網企業總部都在北京和上海”。
對於持有非永居身份的何詩詠來説，這些地方充滿了競爭和未知。最終她不得不因為身份留在深圳公司裏繼續“熬”，等待微乎其微的升職機會。
“讀了碩士又怎麼樣？還是無法離開大灣區，除非我可以落户北京、上海。”
但何詩詠不敢告訴媽媽這個“瘋狂的想法”，“3代人的努力才給我拿到香港户口，怎能説換就換？”
更多焦慮，是來源於何詩詠無法解決關於城市歸屬感的問題——房子及背後的附屬意義。
在香港，她是非永居，購買房子需要多付30%的費用。在內地，香港身份居民如果想置業，只能通過港資銀行貸款或全款購買。
如今她七年居住期已滿，可要申請成為永居，何詩詠至少需要在香港呆一個月，等待證件辦理下來，她不敢請假，“哪家公司能讓你請一個月的假呢？”於是她匆匆辦理了簽證身份書，便回到內地。
對此，何詩詠計劃攢夠100萬就裸辭，然後在附近的城市供一套房子，踏上這輪大灣區的紅利，再決定是否的要繼續保留香港身份。
比起香港身份，她更想成為有房的“本地人”。
她不想像自己母親一樣，在城市漂泊幾十年、奉獻完青春後，兜兜轉轉回到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