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後院之火

美國的後院之火

文/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D. Sachs）

發於2022.1.3總第1027期《中國新聞週刊》

　　在拜登以微弱優勢戰勝特朗普近一年後，美國仍行走在刀尖上。許多政治結果都是可能出現的。包括拜登正在尋求的漸進式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及特朗普2020年1月嘗試過、他和共和黨仍然試圖達成的顛覆選舉和憲法規則。

　　很難準確判斷究竟是什麼深深困擾着美國，以至於引發了特朗普運動。是因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而分裂美國的無休止的文化戰爭嗎？是財富和權力不平等加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嗎？是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全球力量在減弱，還是美國領導的戰爭不斷帶來的災難導致了其自身的痛苦、沮喪和困惑？

　　所有這些因素都在美國動盪的政治中發揮着作用。然而，在我看來，最嚴重的危機是政治方面的——美國的政治制度未能像美國憲法所承諾的那樣“促進大眾福利”。在過去的40年裏，美國的政治已經成為一種局內人的遊戲，以犧牲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為代價，肥了超級富豪和企業遊説團體。

　　頂層1％和其他人

　　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2006年看到了這場危機的本質。“有階級鬥爭，沒錯。”他説，“但發動戰爭的是我的階級，富有的階級，而我們正在取得勝利。”

　　主戰場在華盛頓。突擊隊是聚集在美國國會、聯邦各部門和行政機構的企業説客。彈藥是每年花費在聯邦遊説（2020年估計為35億美元）和競選捐款（2020年聯邦選舉估計為144億美元）上的數十億美元。支持階級戰爭的宣傳者是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領導的企業媒體。

　　近2500年前，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一個有缺陷的憲法秩序，可能會讓一個好的政府變成一個壞的政府。由法治統治的共和國，可能會淪落為民粹主義的暴民統治，或由少數腐敗階級組成的寡頭統治，或獨夫暴政。除非美國的政治體系能夠脱離大規模的企業遊説和富人競選融資的腐敗，否則美國將可能面臨此類的災難。

　　美國針對窮人的階級戰爭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了，並在過去的40年中以殘酷的效率付諸實施。從大蕭條時期的1933年小羅斯福總統的就職典禮，到1961年～1968年的肯尼迪·約翰遜時期，大約30年的時間裏，美國的發展道路大致與戰後西歐相同，成為了一個社會民主國家。收入不平等正在減少，更多的社會羣體，尤其是非裔美國人和婦女，正加入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主流。

　　然後是富人的報復。1971年，企業律師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 提出了一項戰略，扭轉了社會民主趨勢，而後者正朝向加強環境監管、工人權利和公平税收的方向發展。大企業要反擊了。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提名鮑威爾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於次年年初宣誓就職，這使得他能夠實施他的計劃。

　　在鮑威爾的推動下，最高法院打開了企業資金進入政界的閘門。在1976年巴克利訴法雷奧案（Buckley v. Valeo）中，最高法院取消了聯邦政府對候選人和獨立團體競選支出的限制，認為這違反了言論自由。在1978年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訴貝洛蒂案（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otti）中，鮑威爾撰寫的多數意見宣稱企業用於政治宣傳的支出屬於言論自由，不應受到支出限制。最高法院對競選資金限制的猛烈抨擊在2010年《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中達到了頂峯，該案件基本上結束了對聯邦政治中企業支出的所有限制。

　　1981年7月27日，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就減税立法向全國發表講話。

　　1981年裏根當選為總統後，通過為富人減税、對勞工組織發動攻擊和削減環境保護，強化了最高法院對公眾福利的打擊。這一軌跡仍未逆轉。

　　結果，美國在基本良好的經濟表現、福利和環境控制方面與歐洲分道揚鑣。歐洲總體上繼續走在社會民主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而美國則走在一條充斥着政治腐敗、寡頭政治、貧富懸殊、蔑視環境和拒絕限制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的道路上。

　　一些數字説明了差異。歐盟政府的財政收入平均約佔GDP的45％，而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僅佔GDP的31％左右。因此，歐洲政府有能力支付全民醫療、高等教育、家庭支持和職業培訓的費用，而美國不能確保提供這些服務。歐洲在《世界幸福報告》的生活滿意度排名中名列前茅，而美國僅排在第19位。2019年，歐盟的預期壽命為81.1歲，而美國的預期壽命為78.8歲（1980年美國的預期壽命高於歐盟）。截至2019年，西歐最富有的1％家庭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約為11％，而美國為18.8％。2019年，美國人均排放二氧化碳16.1噸，而歐盟為8.3噸。

　　簡而言之，美國已成為富人所有、富人所治、富人所享的國家，對它給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的氣候破壞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由此產生的社會分裂導致了絕望的死亡（包括吸毒過量和自殺）、預期壽命下降（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出現）和抑鬱症發病率上升，尤其是在年輕人中。在政治上，這些混亂導致了不同的方向——最不祥的方向是特朗普，他提出了虛假的民粹主義和個人崇拜。服務富人，同時用仇外心理、文化戰爭和強人姿態分散窮人的注意力，這可能是煽動者劇本中最古老的伎倆，但其效果之好仍令人震驚。

　　強大的阻力

　　這就是拜登試圖解決的情況，但迄今為止，他的成功有限且脆弱。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所有的國會共和黨人和少數但具有決定性的民主黨人都打算阻止任何對富人和美國企業有必要的增税，進而阻止建立一個更公平、更環保的社會，後者的建立迫切需要聯邦收入的增加。他們還阻礙對氣候變化採取果斷行動。

　　2021年9月30日，美國參議員古爾斯滕·西尼瑪( Kyrsten Sinema，左)與喬·曼欽(Joe Manchin)私下會面半小時後前往參議院投票。

　　因此，在拜登任期的第一年行將結束之際，富人仍然牢牢掌握着權力，而在公平税收、增加社會支出、保護投票權和迫切需要的環境保護等方面，處處面臨着障礙。拜登仍有可能取得一些小勝利，然後在未來幾年再接再厲。這是公眾想要的。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對富人和公司增税。

　　然而，拜登在2021年遭遇的挫折，很有可能會幫助共和黨在2022年贏得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這將導致至少在2025年之前無法實現立法改革，甚至可能預示着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重新掌權，屆時的總統選舉將在共和黨控制州的社會混亂、暴力、媒體宣傳和選民壓制中進行。

　　美國的動盪具有令人不安的國際影響。當美國甚至無法連貫地管理自己時，它就無法領導全球改革。也許現在唯一能把美國人團結在一起的，是一種過度緊張的海外威脅意識。在美國國內混亂的情況下，兩黨政客都升級了他們的反華言論，彷彿新冷戰能夠或多或少緩解美國的本土焦慮。唉，華盛頓兩黨之間的好戰只會帶來更多的全球緊張局勢和新的衝突危險，而不是解決安全或任何緊迫的全球問題的真正方案。

　　美國還沒有迴歸，至少目前還沒有。它仍在為克服幾十年來的政治腐敗和社會忽視而掙扎。結果仍然高度不確定，未來幾年的前景對美國和世界都充滿了危險。

　　（作者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中心方案網絡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