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現任首相菅義偉宣佈不參加即將到來的總裁選舉，自民黨內圍繞這一職位，大概率也是下一任首相人選的爭奪進入新階段。不出意外，日本第100任首相將出現新面孔。
“短命政權”的再現，讓人又想起曾成為日本政局代名詞的“十年九相”及“一年一相”。其實，首相任期的長短一方面看政績，另一方面則要遵循自民黨派閥政治的制度特徵。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首相能否在亟待解決的疫情防控、重振經濟與團結黨內三大難題上實現破局。
首先是疫情防控。9月3日，日本新增確診病例仍在16738例的高位，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54萬例。從累計確診100萬例到150萬例用時僅26天，日本第五撥疫情下的感染增速仍在加快。日本政府在抗擊疫情方面表現不佳，暴露了治理能力的短板。政府在制定相關疫情防控措施時缺乏力度，雖然也有相關法律，但強制性有限。而且，“冒險”召開成果有限、虧損巨大的東京奧運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普通日本民眾對新冠病毒的麻痹情緒。不管是誰接任菅義偉，能不能迅速做到疫情防控的明顯進展，還是一個問號。
第二是經濟問題。雖然今年二季度日本GDP環比微升0.3%，按年率計算上漲1.3%。經濟增速由負轉正，但疫情控制不力和個人消費持續疲軟依然拖累着日本經濟的復甦。不管誰接任菅義偉，經濟都是一個爛攤子。安倍曾下決心推行“安倍經濟學”，試圖通過積極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發展民間投資及提高消費税等提振經濟，但效果有限。菅義偉更“無力迴天”，乾脆寄希望於東京奧運會“政績”，也沒什麼起色。如今日本經濟受到疫情影響，企業缺乏活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如何抉擇，同樣是擺在下一任首相面前的難題。
第三，團結黨內。此前一直積極謀劃連任的菅義偉突然退選，最主要原因是失去黨內信任。眾所周知，“黨內有派”是日本政黨政治的突出特徵。無所屬派閥的菅義偉當初之所以以壓倒性優勢出任自民黨總裁，是因獲得細田派、麻生派、二階派等大派閥的支持。然而時過境遷，作為以奪取政權為第一要務的政黨，自民黨面臨眾院選舉大考。既然現任黨首因諸多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敏感事宜引發普遍不滿，為即將到來的選戰計，各派閥領袖自然會對其棄若敝屣。
最遲至今年11月底，自民黨將迎來眾議院選舉。雖然出現失去執政黨地位、發生政權更迭的概率甚微，但基於希望大選完勝以便積累更多政治資本的現實考慮；甚或出於鞏固政權，謀求實現修憲目標的長遠考量，自民黨無疑對此次選舉寄予厚望並給予高度重視。
在稍早前進行的多場選舉“前哨戰”中，自民黨已接連受挫。4月，自民黨在眾參兩院補、重選中失敗，3個席位全部由在野黨獲得；7月，在關鍵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中，因自民黨未能如期奪取席位，由自民黨、公明黨組成的執政黨聯盟並未實現席位過半的既定目標；8月下旬，與菅義偉淵源頗深且得到黨內力挺的小此木八郎在橫濱市長選舉中失利。正是由於這一系列選戰失利，尤其是在菅義偉“政治地盤”橫濱的失利，導致黨內普遍認為他已無法在眾議院選舉中帶領自民黨取得選民信任。
由此可見，是否能夠看準黨內風向、提出建設性對策，進而獲得黨內認可，特別是被年輕議員信賴、且有“拿得出手”的助選招牌，是決定各候選人能否在總裁選舉中獲勝的關鍵。同時，作為黨內奪取官位與政治資金的基本單位，自民黨各派閥本質上都希望“首相輪流做，本次到我家”。如果不能如安倍那樣實行“強人政治”，那麼“走馬燈”式的首相更迭很可能再度頻現。
對於自民黨總裁與日本首相易主可能對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關係造成的影響，選擇靜觀其變或許最為妥當。長期看，在“政治大國化”、政壇“總體保守化”的政治生態影響下，日本外交的“傳統國家主義”色彩日漸濃厚，與周邊國家頻現齟齬；中期看，中日兩國間以結構性矛盾、歷史問題等為代表的諸多問題，恐再次凸顯；短期看，美國不斷加強對華遏制的外部環境，加之日本政壇對華鷹派勢力不斷增強、民間對華好感度持續走低等內部條件，改善中日關係無法成為新政府主流政策選項。
要強調的是，在已經明確宣佈角逐總裁的自民黨政要中，岸田文雄將“對付中國”視為首要任務；河野太郎在新書《推動日本向前行》中鼓譟組建“遏華同盟組織”；而高市早苗作為右翼鷹派曾多次在歷史問題上大放厥詞，並放話要對抗中國。可見，一貫奉行對華強硬路線也好，將“中國問題”當作工具轉移國內矛盾也罷，日本新任領導人恐難真心謀求改善中日關係。當然，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鷹派政治家羣體向來“花招”不斷，不排除對華採取機會主義政策，借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之機翻新“權宜外交”的可能性。多事之秋偏逢多事之人，日本政壇恐怕不會消停。（作者分別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