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據《齊魯晚報》報道，山東鄆城縣唐廟鄉陳里長中學，兩年前突然撤走，併到規模小其一半的唐廟二中。因周邊10餘個村莊村民堅持，學校雖被保留下來，但這兩年來，該校教師陸續被調走，原有宿舍不準入住，食堂“熄火”。許多學生無奈轉學，目前仍有200餘名學生上課，卻面臨教師嚴重不足問題。
陳里長中學的遭遇正是過去一些年農村中小學的縮影。從2001年國務院發文到2012年緊急叫停，“撤點並校”執行了整整十年，大量農村中小學被撤併，學生集中到城鎮學校讀書;在城市，也曾掀起過一輪中小學合併風潮。其帶來的後果是，新的“上學難、上學遠、上學貴”問題。
●全國小學數量十年間減少一半
“撤點並校”，指的是自90年代末已經存在、2001年正式開始的一場對全國農村中小學重新佈局的“教育改革”。
開啓這場“教育改革”的，是2001年國務院出台的一份名為《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文件。文件第十三條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該條具體規定：按照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佈局。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在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適當合併，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學點，防止因佈局調整造成學生輟學。
2010年，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曾在《求是》雜誌上透露：“2001年至2010年，全國小學由49.1萬所減少到25.7萬所，其中農村佔減少總量的87.6%。初中由6.7萬所減少到5.5萬所，其中農村佔減少總量的91.7%。”
2011年發生的“甘肅校車事故”，造成21人死亡，也引發了社會對“撤點並校”的反思。201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發文緊急叫停“撤點並校”，但學校減少的大趨勢仍然沒有扭轉。今年8月，教育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共有小學20.14萬所，比上年減少1.22萬所。
雖然不在“撤點並校”的範圍內，城市中小學數量在近20年裏也大幅度減少。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教委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市小學數量最多時候是1973年的5888所，此後基本呈減少趨勢。1995年北京市有2867所小學，2000年減少為2169所，2004年是1504所，到了2012年僅剩1081所。
●生源少是撤校的直接原因
2011年12月，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回答人大委員的詢問時將農村學校撤併的原因概括為“一少”、“一多”、“一高”。
“一少”，農村學生數量減少，學齡人口減少。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00年的2.05億減少到2010年的1.58億，減少了4700多萬。
“一多”，就是隨着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增多。2010年隨遷進城讀書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約1200萬。
“一高”，就是對高質量教育需求提高。農村學校的規模小了，老師就少了，家長擔心質量難以保證，也導致了學生向城鎮學校流動。
城市也有類似的因素。北京小學入學人數最高時曾達到將近40萬，隨着生育人口的減少，2005年只有7萬。於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北京市開始基礎教育佈局調整。這一辦法就是撤併小學，從1996年到2004年間，撤併掉46%的小學。
●減輕財政壓力才是地方政府推行“撤點並校”的最大動力
2001年以前，農村中小學的教育投入主要依靠鄉鎮，包括教育附加費、教育集資和縣鄉一級的財政撥款三個部分。這其中，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佔了大頭，換句話説，完全是農民自己掏腰包，在維持整個龐大的農村基礎教育體系。
2001年，中國啓動了税費改革和義務教育體制調整。税費改革廢除了農業附加税和各種集資，不少縣鄉財政收入鋭減;而義務教育體制調整確立了“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於是，地方政府對“撤點並校”表現出異常堅決的執行力，因為這可以大幅度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
“撤點並校”能給縣級政府減輕多大的財政壓力?2009年華商報《鄉村教育調查報告：走向“空殼”的鄉村學校》中，曾記載了2008年8月陝西漢中市西鄉縣所搞的一個調研，該調研顯示：
“以30年投入資金為單位進行比較，按2007年的校舍建設、維修、教職人員經費支出為依照，如果不調整，共需投入263816萬元;調整後，生源聚集，辦學效益提高，教職工相應減少，經費投入隨之降低，總計投入213744萬元。也就是説，今後30年可以節約資金50072萬元，平均每年節約1670萬元。”
農村學校的撤併還為了拉動城市化。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曾説：“江西前幾年推行‘教育園區’政策，把所有農村學校‘連根拔掉’，集中到園區裏。學生要上學，就必須進城買房、租房，就這樣拉動城鎮化。”
據教育部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0年，農村小學生在這十年當中減少了3153.49萬人，減少了37.8%;農村小學卻減少22.94萬所，減少了52.1%。農村學校撤併的幅度遠遠大於學生減少的幅度.
●上學遠，學生步行一兩個小時去上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撤點並校”直接帶來的結果就是“上學遠”。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10省農村中小學的抽樣調查現實，農村小學生學校離家的平均距離為5.42公里，初中生離家的平均距離為17.47公里。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康健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説：“一些地方政府做規劃時，總喜歡拿一些紙面數據説話，比如孩子上學的距離，有時候地圖上直線距離只有兩三公里，由於地形崎嶇，山路綿延，實際距離可能七八公里。”2013年，新華社曾報道，在多山的貴州，學生步行一兩個小時去上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一些地方通過開行校車來解決孩子“上學難”的問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李濤的調查，在1185個樣本縣中僅有288個縣配備有校車，僅佔調研縣的24%，在9639輛配有校車的縣中，5%的車輛駕證不相符，35%的車輛未配備專職管理人員，22%的車輛未配備逃生錘等安全設備。2011年，甘肅、江蘇等地接連發生校車事故，也促使國務院叫停“撤點並校”。
●上學貴，因為經濟原因輟學的農村學生越來越多
如果不想每天走路，可以選擇在學校住宿，不過住宿將給本不富裕的農村家庭帶來更為繁重的經濟壓力。
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農民代表楊月娥説：“學校撤併，孩子們不得不去鎮上上學，一些孩子離家就是二三十里，車費、住宿費、伙食費，一年保守都要1000元，實際上農民的負擔反而加重了。”
負擔加重的直接結果，是大量農村學生輟學。廣東省四會市江谷鎮小樂村原屬於江林鎮，2003年江林鎮和江谷鎮合併，江林中學也隨着江林行政機關的腳步，被併入了十幾公里外的江谷中學。小樂村的孩子要想讀初中就得住宿，對於以打柴為生的小樂村村民來説，刨去家用，剩下的錢根本不夠讀書。2008年一年，僅幾十户人家的小樂村就有4個初中生放棄了學業，十五六歲就外出打工。
而且住宿對孩子的成長也有着不利影響。由西北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和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學者共同組成的“農村教育行動計劃”項目組通過抽樣調查發現：因長期營養不良，樣本區許多孩子的體格發育滯後。其中，非寄宿學生的身高，比世界衞生組織同齡人的平均身高低5釐米，而寄宿學生的身高，比世界衞生組織同齡人的平均身高低9釐米。
●上學難，“非京籍”在北京上學要辦28個證
撤校引發的“上學難”不僅影響農村，也出現在城市。北京小學數量依然在減少，可新入學人數卻由2005年7萬多的“低谷”漲到2015年的超過15萬，升學壓力陡增。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基礎教育專家吳正憲調研後發現，入學高峯還不是最可怕的，目前北京各區縣的師資嚴重供不應求，小學專職老師在編需求缺口高達47%。就在2010年，北京還曾將700多小學教師轉崗為幼教。
面對小學新生入學壓力，北京開始出台限制政策。北京市教委公佈的數據顯示，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學生佔近一半。“非京籍”學生入學需要提供“五證”，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北京各區的細則讓“五證”延伸出了多達28個證件。
●美國也曾搞“學校合併”，但最終還是恢復“小規模辦學”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衞星升空震驚了美國，人們開始反思美國教育的不足之處。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科南特在著作《今日的美國中學》中，從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績關係的角度提出“規模效益”理論。他認為，美國小規模學校的普遍存在，不能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成為許多地區建設優質學校的嚴重障礙，因此應該合併小規模學校。
科南特的“規模效益”理論，使得美國農村“學校合併”運動達到高潮。1961年，美國有學區36402個，1970年減少至17995個，全國2/3的學生都在大型綜合中學就讀。
然而，即使美國在撤點並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車等教育資源的供給上做了充分準備，但仍有多項研究表明在教學質量、教學投入、學生成長等方面，合併學校不一定有什麼裨益，還可能帶來壞處。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竟又開始了一場“小規模學校”運動，開始拆分大規模農村學校，還原和保留小學校。為了扶持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2000年12月，美國政府開始了“農村教育成就項目”。這個項目擴大了小規模學校使用聯邦撥款的自主權，並幫助農村學區更多地獲得和使用聯邦教育資金。
在那些偏遠地區和山區，小規模學校是不可取代的。不僅是美國，日本、瑞士、澳大利亞等國也有這樣的小規模學校，只要有人羣的地方，國家就要提供教育服務。小規模學校並非必然“小而弱”、“小而差”，也可以做到“小而美”、“小而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