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如秋葉之靜美。六一兒童節那天他和讀者們告別，銀河廳裏的每一個座位上都有一條鮮豔的紅領巾。他的筆，啓蒙了三代紅領巾。作為60後的我，知道葉永烈先生大名，也是因為戴上紅領巾之後得到的獎勵是他的科普書。
科普書，就是聞名遐邇的《十萬個為什麼》。這套書，其實是我父親王志華的珍藏；也是我當化學老師的母親楊建華的備課法寶。而我第一次有幸見到葉永烈先生，已是初中一年級的1980年了。在學校的禮堂裏，我和同伴們聽他講科幻報告。報告結束之後，我們被鼓勵提問；這種大師和紅領巾的互動方式目前司空見慣，但在當時卻是很罕見的。記得鄰桌的女孩怯生生問他：什麼時候可以不穿打補丁的衣服。我因為一週只能吃上兩回大排，就問啥時候能夠天天吃紅燒肉。葉先生給的答案都是到2000年，即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候。
葉先生還進一步解釋説，四個現代化中最基礎的就是農業現代化成就，這直接關係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那時起，我每年都關注農業現代化的進步。1994年，上海全面取消肉票、蛋票等短缺經濟時代的基本消費品購物憑證。但是一直到今天，只要我吃上香噴噴的紅燒肉，就會想起葉先生在母校禮堂裏的笑容。
後來，葉先生由科普的主旋律轉為專攻黨史重大題材的紀實文學創作。1991年的七一、也就是建黨七十週年前夕，我以上海社科院研究生會主席的資格出席了團市委的青年代表座談會，得到的珍貴禮物就是葉先生的史詩般鉅著《紅色的起點》。這部經典著作在同學中間爭相傳閲，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生動、活潑的黨史紀實作品。
除了這些讓我手不釋卷的紀實著作，我還喜歡品讀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葉先生的各類隨筆，如同一杯杯美酒，不知不覺中就會陶醉。我現在知道，葉先生歷經40年、共在夜光杯發表了309篇文章。而晚報讀者，都是他文章的忠實粉絲。
80後讀者陳音音，是徐家彙街道黨工委的公務員。5月下旬，我陪同上海市檔案館的同志去葉家慰問家屬時遇到陳音音。她告知：自己是通過《十萬個為什麼》和夜光杯瞭解葉先生的。工作後，她發現社區居民葉永烈先生一家好有修養，是鄰里和諧典範，從不麻煩社區。葉先生自己除了忙於外出採訪、寫稿爭分奪秒，為人還很低調。
葉先生和夫人徐老師選擇居住在徐家彙社區，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約通勤時間。葉先生在離家很近的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廠工作了很長時間，1980年他導演的科教片《紅綠燈下》獲得第三屆中國電影百花獎，轟動了整個弄堂。弄堂裏常年居住的鄰居，好多是大中華橡膠廠的職工。職工們常給葉先生夫婦講改革的新鮮事，葉先生跟他們學講上海方言，也常介紹自己創作中的科普故事。再後來，就經常有老師上門向葉先生請教如何推廣科普知識。
正因為葉永烈元素的存在，徐家彙社區的公眾科普素養是超一流的。轄區內的徐匯中學、市四中學、光啓小學、匯師小學等多個百年學府，也成為全國科普或科技教育的特色學校。如今雖然葉先生走了，但科學的種子，已經在孩子們的心裏萌芽。（王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