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和皖南地區出席七大代表全部遇害”屬於誤傳

蔡長雁

第695期

三、“皖南地區七大代表”無人遇害

據193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東南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東南局推選七大正式代表5人，候補代表2人。

5位正式代表：

陳紹禹，中共中央放在東南局選舉的代表，當時就在延安。

曾山，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他並未直接從皖南趕赴延安，而是在皖南事變前夕，率東南局機關撤離皖南赴蘇南。皖南事變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部長，堅持在華中抗日。

江天輝，時任中共皖南特委軍事部部長，於1941年4月到達延安，7月撰寫了《皖南特委工作報告》一文，後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出席七大。

林芳，又記載為林方，上海產業工人，時任中共涇縣縣委書記，後調到中共皖南特委任職，皖南事變中犧牲。

李步青，按，人名有誤。李步青，涇縣南容鄉人，畢生致力於教育工作，因非黨身份，不可能是七大代表。真正的七大代表應當是李步新，1938年4月中共皖南特委成立，李步新任書記，皖南事變中突圍。他是新四軍軍部駐地主要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皖南地區從事革命工作，當選七大代表在理。

2位候補代表：

餘華，安徽黟縣人。1931年8月在上海蔘加中國共產黨。1938年4月，在歙縣潛口參加皖南特委組建工作，隨後到屯溪組建徽州中心縣委，並任書記。1939年7月1日，從徽州撤離到雲嶺，為紀念這個日子，改名餘紀一，隨後赴江北，先後擔任新四軍第五支隊宣傳科科長、民運科科長等職，解放後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筆者曾訪問過他，有訪問錄刊登在《雲嶺烽火》一書上。他在皖南事變以前就離開皖南赴江北了，一直在江北工作，沒有再回皖南，也沒有赴延安。

楊斌，，湖北石首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委委員。1940年12月，受蘇中區黨委派遣，擔任上海至蘇北地區的秘密交通聯絡工作。後任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1948年春在南京保密局寧海路看守所犧牲。

這7人是中共中央東南局機關和皖南地方黨組織的代表，是真正的“皖南地區七大代表”，他們下落清楚，沒有一個是赴延安途經無為時被殺害的。由此看來，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曾山1940年1月19日致電中央電中提出的皖南地區和新四軍代表“候命集中出動”的計劃並未執行。

四、七大代表並沒從皖南“集中出動”

1939年8月30日，項英、袁國平致電中央，上報新四軍第一次黨代會選舉的出席七大的代表名單。根據這份名單，新四軍七大正式代表25人，候補代表10人，共35人。新四軍七大代表與皖南地區七大代表一樣，也沒有按原計劃全部“候命集中出動”，而是分散分批出發去延安的。

新四軍上報的35名七大代表中，25名代表下落清楚，並未從皖南集中出發：

在延安的2人：新四軍選舉的代表任弼時和鄧發本來就在延安，不存在從皖南赴延安問題。

按時赴延安的2人：

張鼎丞，1939年5月接到中央通知即赴延安彙報工作，並準備參加中共七大。張鼎丞從皖南新四軍軍部出發，乘汽車到湖南衡陽，與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會合，彙報了新四軍工作，第二天，隨周恩來乘汽車到桂林，由桂林飛往重慶。在“周公館”住了一個多月後，於6月乘飛機到西安後，再換乘汽車到延安。

候補代表程祥元，電報記載為“程庭元政指員”，按，新四軍中查無此人，應當是程祥元。程祥元，江西省德興縣四區南溪村人，1939年4月任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政治指導員、黨總支書記，率部英勇作戰，所在連隊被新四軍授予“模範連”稱號，本人被授予“模範指導員”稱號，他最後也參加了七大。他是1940年5月從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所在地江蘇省溧陽縣出發赴延安的，7月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9月由江北指揮部出發，1941年5月到達延安。

伍洪祥回憶錄

經歷皖南事變7人，其中正式代表項英、袁國平、黃誠等3人在皖南事變中犧牲。傅秋濤和候補代表張日清2人在皖南事變中突圍赴江北。祝喜良皖南事變中被俘，後獲釋。候補代表趙凌波，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叛變。這7人雖然“集中”在皖南，卻並沒有“出動”。

以後到延安的有陳毅、譚震林、劉培善、黃火星、盧勝、肖輝錫、周駿鳴、戴季英、戴克明等9人，這9人都是從各自的工作地出發，陸續到延安的，顯然沒有來皖南“候命集中出動”。其中還要加以説明的代表有4人：

劉培善，電報記載為“劉堂善團政委”，團長、副團長一級幹部在新四軍中屬高級幹部，各種軍史文獻資料都有記載，可是並無劉堂善其人的相關記載。按，應當是劉培善。劉培善，湖南省茶陵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二團政治委員，1943年4月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經查，新四軍各團都有團級幹部被選為黨代表，二團就是他，他若不是，則二團沒有。

周駿鳴，電報記載為“周駿民三支隊副司令”，按，“周駿民”有誤，也不可能是三支隊副司令，當時三支隊副司令是譚震林。“周駿民”應為周駿鳴，時任第五支隊副司令。周駿鳴，河南確山人。1931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加入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鄂豫邊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初期所部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任團長，1939年7月以八團為基礎擴編成立新四軍第五支隊，任支隊副司令兼第八團團長。

肖輝錫，電報記載為“肖錫，一團政治處副主任”， 新四軍史料中沒有關於“肖錫”的記載。按，該人名有誤，當時一團政治處副主任是肖輝錫。肖輝錫，湖北陽新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湘鄂贛區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第二營副營長，第一團政治處副主任。後隨一團調入皖南，經歷了皖南事變，之後任新四軍七師十九旅五十五團政委。

戴克明，電報記載為“戴立明四支隊巡解”，按，四支隊並無戴立明其人，應為戴克明。戴克明，湖北省黃安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四支隊電台警衞隊隊長，支隊供給處會計科科長，支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等職。1939年7月，戴克明作為新四軍四支隊的代表出席了在皖南涇縣雲嶺石頭尖村召開的新四軍第一次代表會，會上被選為七大代表。

下落清楚的代表還有5人：

李林，軍部特務營副營長，據李林兒子周文亨回憶，李林原名周李林，由於革命需要，數度更名。解放後在武漢工作。1962年，寫信回老家，説要回來看望妻子及家人，但隨後老家人接到電報，李林因病去世。

舒雨旺，電報記載為“舒禋窪旺連副”，“旺”在電報原文裏是行書，似“日”“五”兩字。此電報中，在營以下職級人員後不列單位，只列職務，所以這位的職務不是“五連副”，而是“連副”，故斷定“日、五”兩字當合為“旺”字。據查，新四軍中沒發現“舒禋窪旺”這個連副。查新四軍史料，新四軍中有個“舒雨旺連副”，當時任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第三營八連副連長。1940年10月初，舒雨旺從丹北地區率老三營600百精兵星夜渡江參加黃橋戰役時，已經是營長。

候補代表廖成美，原名廖福來，福建省龍巖縣紅坊區黃坑村東溪畲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一營副營長，1939年隨葉挺赴江北，即在江北任職，1940年3月任江北遊擊縱隊新七團政治委員。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二師六旅十八團政治委員。

曾昭銘，電報裏寫的是“曾紹銘五團副團長”。按，三支隊五團沒有曾紹銘這個副團長，只有一個副團長曾昭銘。1940年3月22日曾昭銘帶兵護送張雲逸家屬前往江北指揮部途中遭國民黨地方保安部隊扣押殺害。

這樣計算，新四軍35名七大代表中以上25位的下落很清楚，他們並沒有在皖南集中，所謂在皖南“候命集中出動”只是一種計劃，並未實施。

下落不清楚的代表10人，其中正式代表6人候補代表4人。具體為：

“譚平厚六團副團長”，按，全軍中查無此人，新四軍黨代會時六團副團長是吳琨，且只有一個副團長，此人存疑。

“李世通五團副團長”，按，全軍中查無此人，新四軍黨代會時五團副團長是曾昭銘，且被選為七大代表，五團只有一個副團長，此人存疑。

此外還有8人歷史不清楚，即正式代表：“羅鐵紓煊勝副營長、黃永安通訊連連長”、“餘海湧政治指導員”等4人；候補代表：“羅燾政治教員”、“曾鐘山排長、魏時強教導員徐德欽”等4人。

這10名代表是否就全部集中皖南隨曾昭銘一道過江而後遇難呢？顯然也不是。

首先，新四軍選舉的七大代表，絕大多數為連以上幹部，排以下幹部至多2人，從項英致中央電可以看出，明確為排長職務的唯有“曾鐘山”1人，另有“徐德欽”沒列職務，就算是排以下幹部，也就2人。而張遠之在回憶中指出：“在廬江，國民黨將幹部、戰士分開關押。曾副主任、丁副官、毛排長等幾位排以上幹部和我們母子關押在一起。”這裏列出了僅有的幾位排級以上幹部姓氏，從中可以發現，沒有七大代表“曾中山排長”，那位徐姓幹部，是江北指揮部派往軍部領軍餉的，顯然不是七大代表徐德欽；至此兩位排以下幹部代表遇害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其他遇害者俱為戰士，更不可能是七大代表了。

其次，1940年4月8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指出：“8日電悉。七大快開，新四軍代表儘可渡江速來。中央已派饒漱石來幫助東南局工作，即經重慶來皖南，彼可主持江浙滬工作，弼時及各同志均須出席七大，七大後工作待新中央分配，你對七大有何政治軍事及組織提案，望速告。”。從中央書記處電報，我們可以看出：一是新四軍代表還沒有過江，所以中央要求“新四軍代表儘可渡江速來”；二是中央此電時間距張雲逸妻子被扣事件不過十來天，如果新四軍中七大代表近三分之一被扣，中央不可能沒有態度；三是新四軍軍部沒有向中央報告張雲逸妻子被扣事件中有大批新四軍七大代表，如果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在出席會議前夕被扣，新四軍一定會報告的，但相關電報看不出絲毫信息。

結 論

綜上所述，1939年新四軍和皖南地區選出出席七大的代表共42名，其中下落清楚的共32人。這32人中的31人確證與1940年3月22日張雲逸家屬被扣押事件無關，目前史料能證明的唯一一個與該事件相關的七大代表是曾昭銘。其餘10名結局不清楚的七大代表，與該張雲逸家屬被扣押事件也並不相關，萬一有相關的，也是極個別現象。可能恰恰正是因為有了曾昭銘等極個別七大代表在此次事件中遇害，才導致了新四軍和皖南地區七大代表在無為全員遇害的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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