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翻臉背後的利益鏈條

美國為什麼突然與中國翻臉了？中美是否還有緩和關係、不走向全面對抗的餘地呢？

美國政治精英圈最常見的説法是，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與中國接觸，並且長期認為這種接觸帶來的市場經濟繁榮將最終導致中國的政治自由化，但是他們現在徹底失望了。

我們認為，這樣的解釋半真半假，它既是美國政治精英圈選擇性的自我美化，同時也是他們對美國和西方世界對抗中國的一種道義動員。

中美關係的改善始於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當時處於冷戰高峯。華盛頓主動接近北京，首先是冷戰形勢逼的。那時的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中，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十分尖鋭，但是中美改善關係重塑了亞太地緣政治格局，進而影響了美蘇冷戰的總態勢，這是華盛頓當時的真正目標。

資料圖：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在機場握手。

中美兩國社會形成很寬的接觸面，美國和西方的思想進入中國並且形成一系列碰撞、交融，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了。整個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摸索擴大的時期，也是美方對於接觸中國的多重效果“想得越來越多”的時期，但是藉助中國的力量增加對蘇鬥爭的籌碼，仍是美方對華關係的最大考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

冷戰結束後，美國聯合中國對抗蘇聯的戰略理由不復存在，整個90年代，美國的戰略重心是消化冷戰成果，用推進北約東擴進一步擠壓俄戰略空間。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在這個時期引起美國資本的濃厚興趣，2001年中國入世，美國資本的利益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中國成為了美國IT新興經濟的最大延申市場，美國娛樂業、包括知識界名人也開啓了從中國市場獲益的大門。

美國保守派精英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對中國的敵視，但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利益抑制了這種敵意的擴散，開明派精英則大力宣揚與中國接觸有利於最終和平演變中國的主張。從整體上説，美國對這種主張一直將信將疑，美國體制的複雜性構建起對華接觸加防範的政策平衡。但利益始終是主導性的，對華關係的利益擴大支持了接觸論。

反恐戰爭之後，大國競爭意識在美重新得到強化，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美接觸論已經不斷遭遇挑戰，“亞太再平衡”就是這種變化在美國對華戰略上的反映。中國崛起逐漸到了美國戰略忍受力的臨界點，特朗普政府有着民粹主義的出身，而民粹主義的特點就是把問題簡單化，標籤化，只顧其一不計其餘。華盛頓將中國斷然確定為美國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對華政策出現根本性反轉。

宣揚中國拒絕配合美國的接觸政策做出自由化改變而導致華盛頓最終對華翻臉，這更多是美國政治精英們促進對華政策轉向的動員方式。事實上美國從沒有形成過能夠成功“改造中國”的真正信心，利益和他們的“理想主義”一直複雜地交織着。而最新變化的根本推力來自於美方對利益有了新的計算公式。

美國過去沒有面對過中國這樣發展快且潛力無限的龐然大物，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真的有些慌了。冷戰思維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對中美關係的考量從是否有利於美國繁榮的角度徹底調換到了將如何影響中美力量對比的角度上去。美國的霸權利益在中美關係體系中被置於絕對壓倒性的位置上，中美交往的巨大經濟利益降到了次要位置。華盛頓好像突然回到了20世紀，它陷入彷彿“驚醒過來”一般的歇斯底里。

中國也完全沒有與世界霸權國家該如何交往的經驗，面對華盛頓不斷驚叫發狠的表現，我們該怎麼做，是解釋、安慰它，還是按照自己的原則把事情做好，並且“以牙還牙”，這也是我們需要不斷摸索的。

然而我們相信，中國整體上的無辜會在接下來一個較長的時間裏影響事態的發展。因為中國成長為大國是由人民擺脱貧困走向富裕的善良願望推動的，它不是一個要推翻美國的陰謀運動。中國發展軍力也與國家崛起過程中戰略風險隨之擴大和要保護利益的增多相適應，我們仍是戰略防禦性國家，中國完全沒有傳統帝國的擴張野心。我們的所謂“強硬”都是針對周邊事務涉我核心或重大利益時的策略表現，而不是一個崛起國家謀求重置世界秩序的戰略出擊。

美國嚴重誤判了中國的戰略意圖。中國是超大社會，這個國家的治理重心一直是內部事務，中國共產黨是帶領全國人民解決繁重問題的核心力量。中國這些年的最大變化不是在國際上增加了多少權力，而是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深刻改變了政府作風、信息產業帶來生活便利化、新農村建設改變了鄉村面貌、公平建設有了重大進展等等。加上國家出色控制住了新冠疫情，現在毫無疑問是中國政治穩定空前鞏固、執政黨備受擁護的時期。

説實話，美國根本沒有能力擊垮今天的中國，除了這個國家已經非常強大，還因為它沒有野心，不走舊式大國鋌而走險的擴張之路，雖與一些西方國家意識形態不同，但我們不會真正“招人恨”，更不會讓同樣沒有野心的國家捨棄現實利益，不惜代價地聯合起來與我們對抗。這就是美國想拉一個反華陣營卻遭遇到綿延不絕阻力的原因。

美國執政團隊對美國利益的認識和對中國的認識都過於陳舊，他們對抗的與其説是中國，不如説是21世紀。所以他們進一步碰壁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