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6日，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已經逼近500萬，死亡近16萬人。美國人口僅佔全球的4％，死亡病例卻佔了22％。《紐約時報》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名專家進行了採訪，試圖覆盤美國抗疫“慘敗”的原因。一方面，有專家認為美國在抗疫過程中強調個人主義而忽視集體行動；另一方面，許多人都認為，美國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特朗普政府的“一錯再錯”。
錯誤一：漏洞百出的旅行限制
1月31日，特朗普政府宣佈限制從中國來的外國人入境美國，但其中漏洞百出，這一限制並不包括美國公民、永久居民及其家屬。更重要的是，該政策未能考慮到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後來的數據也表明，許多進入美國的感染者來自歐洲，而特朗普政府直到3月份才限制來自歐洲的旅行者入境。
美國對入境人員幾乎沒有跟蹤隔離。這方面，很多國家都比美國做得好。
3月27日，澳大利亞宣佈對入境旅客進行強制隔離，包括澳大利亞公民，都要在酒店隔離兩週。這個措施得到了嚴格執行。當旅客抵達機場後，當局會將他們直接送到附近的酒店。人們甚至不允許離開酒店進行户外鍛鍊。
其結果就是，只有不到300名澳大利亞人死於新冠肺炎。假設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死亡率相同，那麼只會有3300名美國人死亡，而不是現在的接近16萬。
錯誤二：病毒檢測的屢屢失敗
早在1月16日，德國科研人員就宣佈成功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4天后，美國疾控中心也開發了自己的檢測技術，疾控中心官員聲稱，該技術檢測三個基因序列而不是兩個，比德國的技術更為準確。聯邦政府很快開始向各州分發。
但是這項技術有缺陷，第三個基因序列產生了不確定的結果，疾控中心要求各州實驗室暫停工作。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在白宮疫情工作組的會議上對這個問題輕描淡寫，並表示將很快解決。
然而，問題卻拖了幾周。在此期間，美國只能限制檢測範圍，而病毒一直在悄悄傳播。到3月初，檢測能力仍未解決，紐約地區卻已成為疫情中心。專家説，如果早能進行大範圍檢測，就能更早採取隔離等措施，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反觀準備充分的德國，疫情暴發後就立刻投入了足夠的檢測能力，且免費檢測，而美國的實驗室當時卻要收取高達100美元的檢測費用。
美國最終大幅提升了檢測能力，但是新問題又出現了：病毒的傳染速度甚至超過了檢測量的提高。最近幾周，檢測點又排起了長龍。
對檢測的巨大需求已經使醫學實驗室不堪重負，許多實驗室都需要幾天甚至兩週才能得出結果，對臨牀已無意義。反觀其他國家，比美國效率要高得多。
錯誤三：圍繞戴不戴口罩扯皮
在美國疫情暴發的頭幾個月中，公共衞生專家無法就戴不戴口罩達成共識。一些人説，口罩減少了病毒的傳播，但另一些人認為口罩的效果不明顯，應留給醫務人員用。而在日本、中國、韓國等地，戴口罩早就迅速成為規範。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世界各地的研究陸續指出了口罩對於防疫的重要性。在許多國家，官員們做出了明確的回應：戴上口罩。5月份時，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法國總統馬克龍等政要都紛紛戴上了口罩。
然而在美國，口罩並沒有流行，卻成為了政治的象徵。特朗普不僅自己不戴口罩，還嘲笑他的對手拜登，甚至在發佈會上要求記者摘掉口罩。很多共和黨人和保守派新聞媒體都回應了他的立場。結果，在高度分化的美國，戴口罩成為另一種黨派分歧。
錯誤四：誤讀“病毒經濟學”
整個3月和4月，佐治亞州州長坎普（Kemp）都在忙着開會，會議的主題之一是何時結束佐治亞州的“關閉”並重啓經濟。到4月下旬，坎普認為：是時候了。
佐治亞州並未達到特朗普政府制定的重啓標準（這些標準已被認為過於寬鬆）。彼時，該州每天新增約700例新冠確診病例，比4月3日“封城”時還要多。儘管如此，坎普還是決定繼續推進重啓，他説，佐治亞州的經濟已經沒法再等了。4月24日，佐治亞州的理髮師們重新上崗，健身房和保齡球館開業，三天後，餐館也重新開張。
許多政客，尤其是像坎普這樣的共和黨人都認為，在公眾健康和經濟的健康之間不可避免地要取捨，如果戰勝病毒意味着破壞經濟，那麼治療的副作用可能比疾病還糟。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副州長帕特里克（Dan Patrick）評論説：“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
問題是，流行病學家和經濟學家都認為，公眾健康與經濟健康之間並沒有真正的衝突。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提出所謂“病毒經濟學”的首要規則：“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法是控制病毒傳播。”
後來的疫情反彈已經證明了古爾斯比的判斷。佐治亞州結束“封城”並沒有解決經濟問題，人們的消費和就業短暫增加，但很快就消失了。“這不是政客能控制的事，”古爾斯比説，“結果是疫情蔓延，經濟的問題也無法解決。”
錯誤五：混亂的信息發佈
和其他國家相比，除了持續暴發的時間以及死亡的規模之外，美國還有一點“與眾不同”：政治領導人發出的信息是如此混亂。這些消息通過某些電視台和網站放大，特別是福克斯新聞和經營近200個地方電視台的辛克萊廣播集團。對於這些媒體的受眾來説，很難知道如何應對新冠病毒。
特別是特朗普經常拋出與專家矛盾的觀點，例如“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了病毒”“病毒有一天將奇蹟般消失”“任何想要檢測的人都能檢測”“羥氯喹是有效的“等言論進一步推動了黨派分歧，傾向共和黨的選民不願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反過來，一些傾向於民主的選民認為，如果其他人都不認真對待這種病毒，他們也不會。
反觀其他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都傳達了一致的信息：世界正面臨致命病毒的傳播，只有謹慎、一致的行動才能保護人民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