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500萬例，死亡病例超過16萬例，兩項數據均居世界各國之首。這證明了美國抗疫的重大失敗，也引人深思背後的原因。
黨派紛爭是美國疫情應對中最大的掣肘因素。兩黨將黨派利益完全置於公共衞生利益之上，其性質之惡劣已到了讓外界瞠目結舌的地步。在加強隔離、佩戴口罩、重啓公共活動等一系列問題上，以紐約州州長科莫為代表的民主黨地方執政陣營不斷遭遇特朗普、國會共和黨團、共和黨地方執政陣營的猛烈攻擊，後者大打經濟牌，宣稱民主黨毫不關心民眾基本生活需求和經濟利益。民主黨勢力則將抨擊特朗普和共和黨執政州抗疫不力視為年底總統與國會大選翻盤的有利條件，抓住一切場合對其執政能力大加撻伐。
最高執政者剛愎自用、漠視科學的個人性格給抗疫帶來了巨大幹擾。疫情暴發以來，總統特朗普從未表現出對福奇博士等公共衞生專業人士的尊重，還時常因一己之好惡對國家公共衞生機構的官員大加指責，甚至以撤職相威脅，這些舉動極大了削弱了科學家在民眾心中的權威性，加深了民眾對病毒的漠視與誤解。特朗普本人的糟糕言行舉止，譬如長期拒絕佩戴口罩、對病毒來源的陰謀論猜測、對氯喹類藥物毫無科學性的極力推薦，又對擁護他的選民羣體產生了更大的負面示範作用。隨着對手拜登選情的走高，特朗普急於迅速重啓經濟、進行實地選舉宣傳，這進一步説明，抗疫完全不在他的執政重點範圍之內。
美國政府過往的諸多政策積弊負有一定責任。在過去較長的一個時期裏，美國政府大幅削減了公共衞生防禦體系和相關機構的預算經費，對口罩、呼吸機等關鍵物資儲備量的縮減視若無睹。與此同時，美國商業醫療保險價格高昂，奧巴馬時期廉價全民醫保政策被廢止，這種制度缺陷進一步加劇了普通民眾特別是低收入羣體接受醫療服務的難度。這些社會弊病又與種族歧視等深層問題糾纏融合，形成惡性循環。弗洛伊德之死之所以會引發大規模示威遊行，與疫情嚴重打擊經濟、失業率高企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遊行人員聚集進一步加劇了疫情的傳播，並進一步傷害到少數族裔羣體的基本生命健康。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4%的美國新冠死亡病例為非裔，而非裔在美國總人口中的佔比只有13%。
美國社會思想的兩極化也難辭其咎。從表面上看，美國是全球最先進的科技強國，民眾接受教育水平高，對公共衞生工作應當較為支持。但實際上，美國的社會階層分化非常嚴重。一般而言，擁有較高學歷和科學素養的民眾更多集中於東西海岸地區。很多中西部州民眾既缺乏應有的科學基礎知識教育，也完全不瞭解外部的世界，各種反科學、反體制、反權威思想氾濫，這也是他們大力支持特朗普“病毒陰謀論”、拒絕佩戴口罩與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原因。
美國抗疫的失敗對世界各國形成嚴重的公共衞生威脅。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淪落至此，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以更大視野來看，新冠疫情在美國的肆虐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它揭示出這個超級大國的混亂內政，也證實了其當今世界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和最大攪局者的角色。（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教授）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户端 | 作者 戚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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