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不冒尖的政壇常青樹
默克爾不願意退休的一個原因，是特朗普當選了美國總統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王齊龍
過去一年，默克爾聽到的噓聲越來越多。距離選舉日還剩兩天，默克爾在德國東南部城市慕尼黑舉辦最後一場競選集會，在發表演説時，右翼示威者朝她製造出來的口哨聲和噓聲長達半小時之久。
當地時間9月24日18時，2017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正式結束投票。根據德國電視一台當晚21時50分公佈的最新出口民調，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獲得了33%的選票，使其保持了國會第一大黨的位置。圖為默克爾當晚在基民盟選舉集會上發言。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面對挑釁，默克爾沒有立即打斷或譴責，而是在這場旨在談論德國未來的演説中適時回應。“單憑吹口哨和大喊大叫，一定不會塑造德國的未來。”面朝台下的聽眾，默克爾脱稿説道。
這不是默克爾在本次選舉過程中第一次遭到抗議者干擾。9月上旬在海德爾堡的一場集會中，身穿紅色夾克的她被投擲了兩個西紅柿。雖然衣服上留下的痕跡依稀可見，但默克爾依然穿着這身衣着完成了當天餘下的行程。
在長達12年的執政路上，默克爾始終保持着這份沉着冷靜的性情來應對眼前一個接着一個的危機。當地時間9月24日18時結束的本次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中，她領導的基民盟和姐妹政黨基社盟依然領跑，並與最大的競爭對手社民黨保持着10%以上的得票差距。最終，默克爾第三度連任。
從2005年至今，德國身處的歐洲遭遇到了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等多場危機的考驗，但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始終保持着較強的經濟實力和較低的失業率，憑藉着危機中的靈活手腕，默克爾還成功地駕馭了德國不斷上升的國際影響力，同時也打消了鄰國對它的疑慮。
當下正朝着默克爾和德國走來的，是一個“冷戰”結束以來最為不確定性的世界。特朗普的美國正不斷侵蝕着西方價值體系，他的當選也鼓舞着德國國內的右翼勢力，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將首度躋身聯邦議會。
內外的動盪因素都衝擊着德國人普遍堅守的自由民主制度，此時最能安撫德國選民的仍是這位外表憨厚可掬、不斷傳遞信心的“媽咪默克爾”。
默克爾在基民盟選舉集會上發言。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跨越柏林牆
早年間默克爾印象最深刻的政治事件就是1961年8月柏林牆的建造。多年後，默克爾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五，一家五口人剛結束在巴伐利亞慶祝外祖母生日的汽車旅行的返程途中，父親霍斯特・卡斯納看到，森林裏帶刺的鐵絲網已隨處可見。就在那個週末，柏林牆建造工程啓動了。
默克爾還記得那個星期天做禮拜時，整個教堂呈現出一片可怕的氣氛。“我絕不會忘記，當時許多人在哭，我母親也哭。大家都不知所措。”
1954年7月17日，默克爾在德國漢堡出生。僅數週後，年輕的牧師霍斯特・卡斯納就帶着女兒默克爾等一家人遷到了民主德國。3年後全家又搬到了柏林北部的小城滕普林。
在默克爾眼中，她生活在一個“不是很典型”的牧師家庭。在處處掣肘的民主德國裏，默克爾以及一雙弟妹並沒有受到太多束縛。從十年級開始，她就背起揹包和朋友一起搭乘中歐線路的火車，去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布達佩斯、索非亞等地旅行。默克爾極強的好奇心和喜歡結交朋友的特質，那時就已經顯現。
從1989年開始就持續採訪默克爾的德國知名記者斯蒂凡・柯內琉斯曾與默克爾做過多次開放性的訪談，並出版了默克爾唯一正式授權的傳記《默克爾傳：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和她的權力世界》。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不能低估在“牆後生活的35年”對默克爾的影響，正是這35年塑造了她的為人，以及她看待世界和與之相處的方式。
在斯蒂凡・柯內琉斯看來，東德的時光讓默克爾知道何時應該保持沉默，何時應該説什麼話，也讓她有了更大的耐心去等待合適的時機，有足夠強的抗打擊能力。
1989年11月9日夜間，被視為東西方長期對抗標誌的柏林牆戲劇般地被推倒了，這為當時是物理學家的默克爾開啓了另一扇大門。她意識到，是時候“負起責任了”，並四處尋找各種黨派組織，最終於1989年12月投奔了新成立不久的民主覺醒黨。
1990年東德首次人民議會選舉中，民主德國的基民黨、民主覺醒黨及德國社會聯盟共同組成了“德國同盟”，並獲得壓倒性勝利。默克爾也在兩德統一前的短暫半年裏，擔任了東德政府新聞副發言人，並於1990年6月決定參選聯邦議會選舉，正式走上了政治道路。
斯蒂凡・柯內琉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柏林牆倒塌後，默克爾很快就瞭解到，儘管她在德國範圍內是很好的學者，但她完全不能和其他西方國家學者競爭，且遠遠落後。她深知自己不適合做公開演講，也不懂政治，但她對眼前的鉅變感到很興奮。
當地時間9月24日下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柏林洪堡大學的投票站參加大選投票。圖為默克爾和丈夫紹爾步入投票站。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科爾的小姑娘”
能夠出現在2017年7月1日舉行的德國前總理科爾的葬禮上，對默克爾來説極不容易。科爾的遺孀裏希特此前特意放棄德國人建立起來的一套國葬標準，要求改以從未舉行過的歐盟國葬形式。此舉正是希望不讓默克爾出現在葬禮現場，讓她難堪。
不過，默克爾最終還是出現在歐洲議會所在地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行的追悼會上，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法國總統馬克龍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一起，成為當日的致辭嘉賓。
“沒有科爾，1990年前生活在高牆後的數百萬人，他們的生活將完全不同。當然也包括我。”默克爾也藉此機會感謝科爾的提攜。“我現在能夠站在這裏，你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謝謝你給我的機會，我以感激和謙卑的心情來向你致敬和緬懷。”
早在兩德統一前的過渡時期，默克爾就曾有過幾次近距離觀察聯邦德國(西德)總理科爾的機會。那時的默克爾則依然保持着孩提時代的不信任和沉默的特質，但她來自東德，又是女性身份，為她贏得了科爾的關注。
就在籌備1990 年正式統一慶祝典禮的前幾天，科爾邀請默克爾會面。原本滿懷擔憂的默克爾被問到了一個對她而言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如何看待婦女。經過兩次會談後，科爾對默克爾很滿意。1990年12月聯邦議會選舉後，默克爾被時任德國總理科爾提名為統一後首屆內閣中的婦女與青年部部長。
對於“這個來自梅克倫堡沼澤地的人”，科爾總是百般關照。1991年9月科爾到美國訪問時，默克爾也隨團出訪。科爾想把她介紹給美國人，暗示後者將成為他政治上的接班人。有同行者回憶説，默克爾曾試着擺脱科爾的細心呵護，但科爾和當時的夫人漢內洛蕾以及辦公室主任尤利亞妮・韋珀則不停地把她往前推，要她走在最前面一排。至於默克爾的着裝，也交由科爾的親信打理。
1994年11月，還是政壇新人的默克爾調任德國環保部長。就在第二年，德國就需要舉辦柏林氣候峯會，有160個國家或地區的代表團與會，這被科爾稱為“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在德國土地上舉行的最重要的國際會議”。科爾對默克爾的信任由此可見一斑。
在長達11天的會議期間，默克爾則以類似中間人的身份在不同陣營之間穿梭調停，最終推動了《柏林授權書》的達成。通過這場國際盛會，默克爾“講求實效”的特質也得以顯現。在柏林會議結束後，默克爾曾談到。“我們當然可以在一件事情上一直堅持最高的要求，永遠都不妥協。但只要能讓事情至少向前一步，就算知道不會得到一致的掌聲，我還是會去做。”
時任中國駐德國大使的梅兆榮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出席了這次峯會。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從未想過默克爾有朝一日會成為德國總理，因為在德國內閣中環保部長並不是特別重要的職務。
一直到1998年科爾領導的基民盟在選舉中失利，默克爾才顯露出有力競逐者的跡象。是年，默克爾當上了基民盟的總書記，隨即委託了一位新的宣傳設計人，對黨的形象進行更新。1999年舉行黨代會時，科爾看到主席台上的藍色背景板有些吃驚，此前一直都是白底黑字。
更讓科爾感到吃驚的是，曾經被外界視為“科爾的小姑娘”的默克爾，同年聖誕節前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了一封與他決裂的公開信，要求他辭去黨主席一職。這讓本已深陷獻金醜聞的科爾和基民盟大為震動。
默克爾深知，這封公開信對於曾期望她能盲目服從自己的科爾來説意味着什麼。但她也堅信，基民盟的利益和科爾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即使科爾曾是基民盟的某種象徵。
不過，默克爾與科爾和他家庭的芥蒂也由此埋下。2000年1月18日，科爾發表聲明正式辭去黨內領導職務。2001年6月，科爾第一任妻子漢內洛蕾在家中自殺身亡。科爾長子瓦爾特至今仍認為，默克爾將他的母親視為權力鬥爭的附加品，完全無視她的痛苦，漢內洛蕾選擇自殺是由於經不住好友默克爾的背叛。
2000年4月舉行的黨主席選舉中，默克爾當選了基民盟史上第一位女主席。儘管與“政治導師”間的裂痕難以修補，但默克爾在此後擔任反對黨領袖的數年裏仍每隔一兩個月，就前往科爾住處與他見面，特別是出國訪問或遇上關於歐洲話題的時候。
德國總理默克爾。(資料圖片)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不想當領導者的領導者
2003年2月20日，《華盛頓郵報》把仍是德國反對黨領袖默克爾的文章刊登在民意論壇上，文章標題是：“我們不知道這會觸碰到什麼，我們必須經歷它。”而這也是在風險面前，默克爾時常告訴幕僚的話。
默克爾在文章中闡述其“永遠不反美國，永遠不反歐洲”的想法，並指責時任總理施羅德不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立場，將導致德國外交可能會陷入困境，脱離於西方價值聯盟，並與美國形同陌路。
“德國何去何從？”默克爾曾多次在保守黨集會中如此吶喊。曾長期近距離觀察和接觸默克爾的斯蒂凡・柯內琉斯認為，在東德生活了35年的默克爾，自由位居她的“價值刻度的最頂端”。而美國在默克爾眼中，也是值得捍衞的西方價值堡壘。
2009年11月3日，已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受邀到美國國會向參議院和眾議院發表演講。這是除了二戰後首位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外，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德國總理。在這場演講中，默克爾提出了“負責任的自由”。她説，“共同的價值基礎引領歐洲人和美國人站在一起，並團結起來。這是一幅共同的圖像，由人類及其不可剝奪的尊嚴組成，也是對‘負責任的自由’所產生的共同理解。”
區別於科爾對美國的心存感激，“負責任的自由”是默克爾向美國釋放的平視信號。但斯蒂凡・柯內琉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默克爾與科爾在價值觀上並無差異。兩人都將泛大西洋關係視作德國外交的核心，對默克爾來説，美國、歐盟及以色列就是德國外交的基石。
然而，令默克爾意想不到的是，西方價值堡壘是在內部被攻破的。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時，德國政府完全沒料到問題的嚴重性，直到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公佈的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分別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2.7%和113%，遠超歐盟所規定的3%和60%，全球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同時調低了對希臘主權的信用評級，引發了希臘乃至歐洲的債務危機。此後，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也先後被標準普爾降低了國家信用評級。
歐債危機讓默克爾和德國政府深陷迷霧，2010年11月她還曾幻想迷霧消散的一天即將到來。直到2011年中，她才開始比較明確地談起危機的起因和效應。
斯蒂凡・柯內琉斯曾對默克爾如何在短期內學習應對這場危機有過細節描述。默克爾會向身邊的幾位專家求教何謂空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債務擔保證券等。德意志銀行總裁約瑟夫・阿克曼還曾借用昂貴的紅酒，為默克爾上了一堂經濟課：如果某人的地下室裏有500瓶紅酒，每瓶值1 000歐元，但他卻以100歐元的價格賣掉了其中一瓶，那麼其餘紅酒的價格也必須跟着一起下調。
默克爾知道，同為歐元區國家的希臘已無法通過發行新貨幣或讓貨幣貶值等傳統的手段來應對鉅額債務，而希臘一旦破產，其他國家也將爆發“多米諾效應”。這絕不允許發生。
但對於歐盟內部提出的直接資金援助方案，默克爾極為謹慎。經過一個週末的思考，她才有條件地同意成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一是必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二是滿足改革措施，才給錢。
“與其説我擔心德國的強大，不如説我開始擔心德國的不作為。你們已成為歐洲不可或缺的國家。”波蘭外長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在2011年12月刊登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上寫道。這番話出於“宿敵”波蘭人之口，足可見德國在歐洲的領導力。
要建立“德國的歐洲”，還是“歐洲的德國”，在二戰後曾一度是德國和歐洲熱議的話題。在歐債危機期間，這一命題再度浮出水面。
歐洲國家對德國的憂慮源於歷史上這一地處歐洲中心的國家兩度發起大規模戰爭。曾飽受戰火之苦的國家擔憂德國強大後會否再度主導歐洲，強制別的國家執行它的意志。德國政府和議會政治諮詢的智庫成員、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華玉潔(Gudrun Wacker)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由於歷史的原因，德國其實並不情願扮演任何領導者的角色。如果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不願意接受德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對我們來説將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不得不非常小心。”
對默克爾而言，她不願意將德國帶回到沉重的戰後制度中，而是希望以自己的外交實踐重新定義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但歐債危機給了她機會。德國在統一後就開啓的改革，以及前任施羅德推動的旨在削減社會福利的“2010議程”也讓德國人在危機到來前做好了充足準備。
但默克爾不喜歡德國被視作“出納”，她知道歐洲是德國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也正因如此，在解決歐債危機過程中，她並不滿足於妥協的“輸血方式”，而是主張要構建一個名為“穩定聯盟”的新歐洲，要建立起包括“共同的經濟政策”在內的4根柱子。
默克爾的改革意願最終沒有轉化為歐盟成員國的統一行動。但她的堅持也有所得，希臘等債務國如今必須承諾實施改革措施才能換取新的救助。而德國人克勞斯・雷格林也由德國政府推薦擔任新成立的歐洲穩定機制第一任總裁，德國將繼續影響着歐元區國家進行結構改革與推進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斯蒂凡・柯內琉斯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管理歐洲是對德國政治而言是一個持續的要求，永遠不會停止。它面臨的挑戰則是，如何在國家需求和融合之間找到平衡點。歐洲各國對歐盟態度不同，而德國的戰略目標又是確保歐盟不再分裂。
德國首都柏林街頭一幅由現任總理默克爾所領導的基民盟的競選廣告。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後政治型”政治人物
2017年，德國此輪大選進入衝刺階段，默克爾的對手、社民黨候選人舒爾茨仍不忘每天寫上一頁日記。2月17日夜晚，他在印有德國儲蓄銀行的黑色皮革日記本上寫下對自己所在政黨支持率大漲6%的分析：“這是一個趨勢，但我懷疑能否持續。因為這樣的變化難以在短時間內發生。”
事實確實如此。在此後相當長時間裏，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始終保持着對社民黨兩位數的領先優勢。
即便在基民盟與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期間，舒爾茨也不願意進入內閣。因為他擔憂一旦當上部長，就難以與執政黨進行完全的利益切割。在他看來，領導德國長達12年之久的默克爾有許多值得被人詬病之處，其中就包括居高臨下的姿態。
和舒爾茨不同，默克爾不寫日記，也不寫電子郵件，只用iPad來查看新聞、 股市行情以及視頻。斯蒂凡・柯內琉斯在採寫關於她的傳記時，只能通過翻查她的行程資料來了解這位神秘的政治人物。
在接觸中，斯蒂凡・柯內琉斯注意到默克爾有很強的記憶力，思路清晰，學習能力很強，“她完全清楚她正在做什麼”。
斯蒂凡・柯內琉斯瞭解到在第二個總理任期內，協助默克爾制定決策的頂多有10個人。默克爾和決策圈形成了一個隱秘的“堡壘”，“只相信她的直覺、她的洞察力以及忠貞追隨者的建議”。斯蒂凡・柯內琉斯由此聯想到總理府內部運作和她出身的牧師家庭如出一轍，外人難以進入。
和科爾、施羅德時代相比，默克爾在總理府中顯得孤獨。基民盟中的老一輩被冷落在旁，而她選擇繞過黨內的層層機制，直接與基層溝通。
更讓黨內老人難以接受的是，默克爾在執政的12年裏，不斷吸收左翼社民黨、綠黨的政策主張。譬如吸收社民黨部分主張，更加關注底層民眾；又如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宣佈在2022年前關閉國內所有核電站。
儘管面對黨內壓力，但默克爾在歷次大選中也不斷嚐到甜頭，成功吸收了部分來自社民黨和綠黨支持者的選票，其背後的原因則在於德國具有極大比例的中間派選民。
根據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9月發佈的調查結果，80%受訪德國人認為自己是中間派，這個比例遠高於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波蘭的中間派比例。這也是為什麼當基民盟黨員要求漢堡市長肖爾茨為今年二十國集團(G20)峯會期間發生的騷亂負責時，默克爾會給予了這位來自社民黨的市長大力支持。
有熟悉默克爾的幕僚形容她是完美的“後政治型”政治人物。在德國嚴謹規範的政治體系下，意識形態強烈的政客難以立足，而默克爾不預設立場、不僵固於信念、靈活有彈性並耐性等待時機的表現，讓她在德國政壇中游刃有餘。
一位熟悉德國政壇的中國外交官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默克爾很務實，且小心謹慎，從來不對重大問題首先發表意見。這位不便具名的外交官稱，“在難民問題上，她卻冒了尖了。”
2015年9月上旬，大批來自敍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的難民經由土耳其輾轉到匈牙利，希望能由此通往德國。匈牙利的防線很快被突破，重壓之下，默克爾終於鬆口，以人道主義的名義，打破《都柏林公約》，接納滯留在匈牙利境內的敍利亞難民。
但就在兩個月前的一檔電視談話節目中，面對一名巴勒斯坦13歲女孩麗姆關於“我要留在德國”的懇求時，默克爾仍一臉嚴肅回應，“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裏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説‘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
默克爾態度的轉折也許與9月2日敍利亞3歲難民溺亡事件被曝光後相關。小難民伏屍海灘的照片極具衝擊力，也刺痛了許多德國民眾。洞悉民意的默克爾隨後也緊急改變決策。
但“敞開大門”的政策，一年內就為德國迎來了約100萬難民。2016年德國科隆除夕發生的一連串涉及難民的性侵和搶劫事件，更考驗着德國社會接納難民的態度。
儘管2016年1月，歐盟與土耳其簽訂的難民收容協議生效，加之馬其頓、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以及巴爾幹國家關閉邊境，但效果顯現仍需一段時間。
而2016年9月在默克爾的“政治故鄉”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的選舉中，難民危機給默克爾帶來的衝擊卻是十分明顯。高喊反移民口號的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在選舉中大勝，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得票滑落到第三位。德國選擇黨女黨魁佩特里甚至宣告默克爾“已經完了”。
斯蒂凡・柯內琉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難民危機是默克爾執政12年來最嚴峻的一場考驗。對她來説，關閉邊境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使用暴力手段。但一旦關閉邊境，則將有違相關法律和條約，也將導致歐洲單一市場崩潰。所以她做決策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而她也花了半年時間推動與土耳其商議長期解決方案。
外界一直關心默克爾是否會在難民危機後順勢隱退，她本人也曾三度認真考慮過退出政壇的問題。對默克爾來説，高品質的生活，意味着在家裏做菜，並且可以順應家人調整自己的行程，但這些完全是奢望。她能為丈夫紹爾做的，就是放棄為總理配備的豪華官邸，與他住在郊區的小屋，假期時到超市裏買菜回家煮飯。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0日晚，默克爾正式宣佈再次參選，謀求連任。而就在12天前，她的好友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在大選中敗給了以“美國第一”為信念的候選人特朗普。
“她不願意退休的一個原因，是特朗普當選了。”斯蒂凡・柯內琉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正在給西方世界和民主制度帶來許多挑戰。而此時如果德國的領導權發生改變，將給德國帶來更多的不安。
斯蒂凡・柯內琉斯形容，重任在肩的默克爾已然成為了她領導的政黨、德國選民和全球事件的“人質”。
上任不到一年間，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先後宣佈退出了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和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更為嚴峻的是，受到特朗普當選的鼓舞，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氣焰不斷抬頭。
今年5月結束北約峯會和七國集團峯會後，默克爾心情顯得有些沉重。她明顯意識到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軍費、貿易、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分歧越發凸顯。5月28日在慕尼黑出席競選活動時，默克爾稱，“我們完全依靠別國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已經結束了”“我們歐洲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 。
面對高度的不確定性，擁有豐富執政經驗的默克爾對德國人來説仍是不錯的選擇。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後，難民危機造成的負面衝擊已經得到管控。更為重要的是，德國經濟實力依然強勁，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失業率維持在3.7%的水平，儘管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不平衡問題遠沒有英美等國嚴重。皮尤研究中心今年9月發佈的調查顯示，多達86%德國人相信經濟運轉良好，較去年75%還要高。
斯蒂凡・柯內琉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通過12年的執政，默克爾成功管理了德國對外影響力的崛起，而讓外界相信德國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同時也讓德國成為了自由、民主、理性和法治等主流價值觀的榜樣，由此提升了德國的軟實力。然而，德國是一箇中等規模的國家，必須與歐洲緊緊地維繫在一起，在這方面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
在9月24日舉行的聯邦議會大選中，默克爾領導的領導的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獲得了33%的選票，成功擊敗了得票率僅20.5%的社民黨。但令部分德國人感到憂慮的是，懷疑歐洲一體化的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獲得了12.6%的選票，將在議會中掌握席位。
雖然成功連任，並有望和前總理科爾一樣實現16年的長期執政，但默克爾在發表選後演説時表示，她原本希望有更好的結果，並承諾將傾聽投票給德國選擇黨的選民的憂慮，要將他們給贏回來。
(本文參考書籍《默克爾總理：邁向權力之巔》《默克爾傳：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和她的權力世界》)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週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