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清晨，19名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機，分別衝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和五角大樓等建築物。世貿中心雙塔在兩小時內倒塌，4架飛機上無人生還。“9·11”事件不僅重創了美國，也震驚了世界。
20年後的今天是“9·11”事件的20週年紀念。相較於以往，近期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新掌權使得此次紀念被許多人賦予了更多的含義——就在“9·11”襲擊發生幾個星期後，美國就發動了對阿富汗的戰爭，隨後，則是伊拉克戰爭。從某種意義上，“9·11”事件深刻影響和重塑了國際政治的格局。不過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它首先也是一場人道主義的危機：眾多的平凡人在這場飛來橫禍中喪失性命，活下來的人，也大多難以擺脱災難的陰影。他們的聲音，不應該在每次災難的紀念中被淹沒。
“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的一位喜劇演員曾評價：所有的笑聲從此不合時宜。一位喜劇演員確實表示自己再也難以找到表演的衝動，一位當時在崗的少校再也難以擺脱保持警覺的狀態，一名在事件中被重創的普通機場工作人員表示，過去的那個自己已經死在了2001年的9月11日。
米切爾·祖科夫事無鉅細地幫眾多的遇難者、遇難者家屬、倖存者記錄了“9·11”對他們產生的影響，並將其寫在《墜落與重生》一書中。他是許多“9·11”事件的親歷者之一，也是波士頓大學的教授。2001年他還在《波士頓環球報》擔任記者，並於“9·11”事件當天報道了該事件並撰寫了頭條新聞。通過深入採訪獲得的大量細節，祖科夫讓我們走進“9·11”事件陰影下普通人的內心世界，感受他們自2001年的那個清晨起所經歷的那些墜落與重生。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墜落與重生》，有刪節，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 | 米切爾·祖科夫
摘編 | 劉亞光
《墜落與重生：9·11的故事》，作者: [美]米切爾·祖科夫，版本: 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2021年1月
受傷的美國東海岸，9月12日的早晨清澈温暖。襲擊敲掉了美國金融中心的兩顆門牙，損傷了美國的軍事大腦，給它鄉村的肉體留下了疤痕。“後9·11時代”的頭幾個小時，濃煙仍然在上升，淚水仍然在流淌，餘震仍然在痛苦的中心不斷迴盪。它們震撼了股票市場、禮拜場所、學校和政府機關、機場和體育場、人心和靈魂。
襲擊發生幾個星期以後，美國發動了對阿富汗的戰爭，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衝突仍在繼續。隨後是伊拉克戰爭，2003年開始，2011年正式結束。在決心發動這兩場戰爭之前，布什總統發表了一則聲明，事後，人們常常忽略這則聲明：“美國的敵人不是我們眾多的穆斯林朋友。美國的敵人不是我們眾多的阿拉伯朋友。我們的敵人是激進的恐怖主義網絡，以及每一個支持它們的政府。”
追殺本·拉登用了整整十年，於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達到高潮，本·拉登被海豹突擊隊第六分隊殺死。據稱是9·11策劃者的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於2003年被擒，中央情報局對他嚴刑逼供。他和另外四個人被指控訓練、資助和指揮那些劫機犯，在美國位於加勒比地區的關塔那摩海軍基地關了十多年，受審日期還未確定。
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國家需要統計死傷人數。起初，人們還充滿希望，整個曼哈頓到處張貼着“尋人”啓事。但很快，他們就明白，那些失蹤人士永遠消失了。死亡人數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樣高，但是，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在襲擊發生幾個小時之後就説過：“最終，死亡人數肯定超過我們任何人能夠忍受的程度。”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除了劫機分子，已知總共有兩千九百七十七名男女老少在四架飛機、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遇難。遇難者中，有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在北塔，六百三十人在南塔，四百二十一名紐約緊急反應人員，二百四十六名飛機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還有五角大樓的一百二十五名男女。尚克斯維爾的地面沒有人員傷亡。
大約六千多人身體受傷，其中有一些人永遠不會康復。還有幾千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緊急反應人員和調查人員，得了呼吸、心理和其他方面的疾病，這些疾病在後來才出現症狀。9·11過去將近十七年後，聯邦調查局宣佈負責亞特蘭大局的戴維·勒瓦利去世，他曾經花了幾個星期調查這次襲擊。“戴維是在工作崗位上犧牲的，”聯邦調查局宣佈，“這是他在世貿中心工作的直接結果。”幾個星期以後，紐約消防局負責搜尋工作的局長死於可以追溯到世貿中心毒素的癌症。羅納德·斯帕達福拉是紐約消防局第一百七十八位死於9·11相關疾病的消防隊員。誰也不會以為他是最後一位。當局估計，到9·11二十週年時，死於與世貿中心爆炸有關疾病的人數將會超過死在攻擊中的人數。
統計死傷人數後還需要通知親屬。妻子們失去丈夫，丈夫們失去妻子，父母失去孩子，兄弟姐妹失去兄弟姐妹，朋友們失去朋友。損失也殃及祖父祖母、教父教母、叔叔阿姨、表兄弟姐妹、同學、鄰居和同事。每一次死亡都會剜開一道粗糙的傷口。受傷最深的是一些孩子，他們之前並不懂得生命損失是永久性的。9·11中，大約有三千名十八歲以下的孩子失去父母一方，包括一百零八名在父親去世以後才出生的嬰兒。每一個孩子都需要某種解釋。
1
“你媽媽現在在天上，她現在是天使了”
約翰·克里默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一家非傳統高中教數學，他的學生都是以前退過學的，或者是未成年媽媽，或者是英語有問題的學生。9月11日早上，一名助教告訴約翰，一架飛機撞中了世貿中心的一座樓。新聞讓他難受，但他沒有擔心。他知道妻子塔拉在一架從波士頓飛往洛杉磯的美航飛機上，不是飛到紐約。
幾個小時以後，約翰在一個沒課的時段裏和一名管理員一起給學校辦件小雜事。約翰沒有手機，不過管理員帶着一個呼機，如果有人找他們，上面會顯示一個號碼。突然，呼機上顯示9-1-1，管理員擔心，他沒有告訴別人就私自離開學校，可能惹麻煩了。
“這裏離我家不遠，”約翰説，“我們去那兒打電話。”
約翰給學校秘書打了電話，向她保證，他們馬上就會回來。但是，呼機上的消息和學校的規章制度無關。
“你在那兒等着，”秘書多里·勒梅告訴他，“你爸爸會過來。”
約翰的腦海中閃過他兒子科林和女兒諾拉，他們都在託兒所裏。
“怎麼啦？出事了？”
多里把電話交給約翰的爸爸格里，格里負責管理這所學校。他從塔拉的妹妹莫琳那裏聽説了美航11號的情況，莫琳是從另一個妹妹凱莉那裏聽來的，凱莉和塔拉一樣，也在那家大零售商TJX公司工作。
“你在哪兒，約翰？”格里·克里默問。
“我在家。”
“在那兒等着。我過來。”
“為什麼，爸爸？”
格里不願意説。
約翰在車道上等來了他的父親，身後是他和塔拉用愛填滿的漂亮黃色科德角風格小房子。
“塔拉的航班撞上了世貿中心，”格里説，“塔拉就在那架飛機上。”約翰癱倒在父親的懷抱裏。
第二天，9月12日，好像約翰認識的所有人，加上很多他不認識的人，都聚集在他們的房子裏，在永遠不再是一個家的房子裏。家人，新老朋友，TJX和伍斯特各個學校的同事們，記者和攝影師，還有帶着燉菜和慰問的鄰居們。
所有人都在，除了塔拉。
約翰和格里開了一個小時車到波士頓，回答聯邦調查局的問題，後者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儘管奧薩馬·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從一開始就是主要嫌疑犯，調查人員還是不願意忽略任何其他可能的動機。回家之前，約翰去找了一名兒童心理學家，尋求如何把消息告訴孩子們的建議。約翰和父親到家時，看見自己的母親朱莉抱着一歲的諾拉，諾拉對眼前的一切混亂毫不在意。四歲的科林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小男孩繼承了媽媽開朗的笑容，但是現在笑容消失了。約翰把他帶上樓。
父子倆躺在約翰和塔拉的特大號牀上，身下是塔拉姨媽做的有互鎖環圖案的婚被。“我得跟你談一談。”約翰告訴科林。約翰打開一包彩色蠟筆，攤開兩張紙，畫了一個帶着天使翅膀的棕色頭髮的女人。然後，他幫科林畫了一幅“天使媽媽”的畫。
“出了一件事故，”約翰説，一邊忍住抽泣，“你媽咪現在在天堂，她不回來了。她就在天上，現在是天使了。”
幾個星期以前，塔拉用類似的話幫助科林理解為什麼他只有一個祖母。塔拉不知道她説清楚了沒有。現在，約翰不説話了，科林開始抽泣。他終究還是懂了媽媽的話。
門的另一面，朱莉痛心地聽着科林嚎哭了一個小時，約翰試着安慰他。科林後來睡着了，依偎着他的父親，在他父母的婚被上。後來，約翰把塔拉的長毛絨睡袍放在諾拉的搖籃裏，讓她聞着母親的氣味睡覺。
幾個月後，約翰·克里默收到了紐約醫療檢測中心的電話。對遺骸的DNA測試，辨認出塔拉一隻腳和一側乳房的一部分。幾個月後，約翰又收到了更多關於遺骸的電話。約翰把他們找到的塔拉遺骸埋葬在伍斯特聖約翰公墓，這樣他和孩子們需要安慰的時候可以去那裏弔唁。每年的母親節，他們都帶着鮮花前來。
很多年過去了，驗屍官一次又一次地打來電話。約翰告訴他們，不管再找到什麼，請把它和其他遺骸一起埋葬在曼哈頓下城的9·11國家紀念博物館，博物館會在十週年時對公眾開放。受害人的遺骸被保存在紀念館深處一間僻靜的貯藏室裏，旁邊是一間僅對9·11受害者家人開放的靜思室。
附近，在地面之上，有兩個巨大的紀念池，就佔據着消失的雙子塔的位置。所有9·11已知遇難者的姓名，加上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事件中六名死者的名字，都以銅字刻在池邊的矮牆上。晚上，燈光在每個名字的字母間閃爍。
俯視着紀念館的是一座叫世貿中心一號的大樓。這座大樓高一千七百七十六英尺，選定這個高度是因為它的歷史意義*，2014年10月開放時，它是西半球最高、全世界第六高的摩天大廈。大樓的主人一邊慶祝它在建築上的輝煌，同時也承認導致這座建築得以建成的可怕背景。他們的廣告説大樓擁有“遠遠超過紐約市建築規範的人身安全系統”。
約翰·克里默再婚了。他的妻子蒂娜第一個説，塔拉永遠是這個家庭的一部分。科林長大成人了，他經常説，母親是他在生活中追求成功的動力。諾拉不記得媽媽，但在長大的過程中，她一直沐浴在關於媽媽的故事的温暖中。等到結婚時，她準備戴上媽媽的婚戒。
約翰和家人買了一幢俯瞰一汪湖水的新房子。約翰把那座黃色的科德角風格房子賣掉了。新房主答應他們永遠不會抹掉地下室牆上用白油漆寫的大字：塔拉❤約翰。
《末日巨塔：基地組織與“9·11”之路》，作者: (美)勞倫斯·賴特，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5月
2
“我們正在制定的政策，
是不是在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加激進？”
9月11日，安德烈婭·勒布朗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拉伊市準備上班，一名木工朋友在外面幹活，蓋一個新陽台。木工從廣播上聽到一架飛機撞中北塔，於是他喊安德烈婭，並跑到屋裏打開電視。他們看着第二架飛機撞中南塔。
“可別在那架飛機上，”安德烈婭祈求着，“別在那架飛機上。”
就在她面對着羅伯特的死亡時，她漸漸相信，羅伯特最不想要的就是有人因為他的緣故而受苦，無論是誰，無論在哪兒。她採取了一個連她都承認不受歡迎的立場：更糟糕的回應是更多的暴力，於是，她和一些受到9·11影響的同伴一起，組織了一個名為“9·11家庭祈願和平未來”的反戰組織。這個名字來自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句名言：“戰爭是把壞鑿子，無法雕刻出和平的未來。”
這個團體在描述其歷史的網頁中寫着，團體成員相信“奪走他們親人的暴力有可能會失去控制，恐懼有可能會被政治家和媒體操縱，用來為有可能加劇暴力、在未來一些年間削弱美國公民權利與自由的外交和國內政策做辯護”。
就像安德烈婭所説：“顯然，我們很快就會去轟炸阿富汗，我為那裏的人感到難過。那裏的年輕人究竟怎麼了？是哪些可怕的事件把他們造就成願意屠殺無辜平民的人？……肯定發生過特別可怕的事情，或許是環境，或許是基因，或許是社會，我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對我們的外交政策應當擔負一些責任。這是現在最嚇人的一件事：我們正在制定的政策，是不是在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加激進？”
修補五角大樓損壞部分的項目飛速啓動了，名為“鳳凰項目”。三千名建築工人為自己定了一年的完成時限，這個期限與七億美元的合同無關。戴着安全帽加班加點的人中有一個叫邁克爾·弗洛科的鈑金工人，他唯一的孩子—二十一歲的軍士馬修·弗洛科在五角大樓襲擊中死亡。新建的四十萬平方英尺的第一工作區有全新的安全性能，包括安裝在牆上和門上的明亮的“出口”標識，離地面只有幾英寸，這樣在濃煙中爬行的人也能看見。
在2002年9月11日的建成儀式上，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宣佈：“今天，我們在此紀念在這個地方去世的人，並將我們自己再次投入到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人類自由的事業——中去。”
演説後面，拉姆斯菲爾德説：“未來的路還很漫長。儘管我們還沒有取得勝利，但我們知道，在一種意義上，那些對我們發起進攻的恐怖分子已經失敗了。我們在阿富汗打響第一槍之前，他們就被打敗了。他們失敗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達到目的。恐怖分子想把9月11日變成一個無辜羣眾死亡的日子。這一天沒有變成無辜死亡的日子，而是成了英雄誕生的日子。”
3
“我是夜晚温柔閃爍的星星。
請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除了77號航班上的五十九名乘客和機組人員以外，五角大樓襲擊中的遇難者有一百二十五人。其中，七十名是文職人員。九十二名五角大樓受害者死在第一層，三十一人死在第二層，兩名在第三層。死去的人中有卡倫·瓦格納中校和一級准尉威廉·魯思，他們顯然死於吸入煙霧，兩人和約翰·瑟曼少校一起躲在一間辦公室—他們死於那裏，但瑟曼少校倖存下來。
有五名五角大樓受害者的遺體一直沒有找到，其中四名在大樓內部工作：退休的陸軍上校羅納德·戈林斯基，五角大樓的文職工作人員；海軍一級軍士羅納德·赫南威，他身後留下三歲的兒子和一歲的女兒；詹姆斯·T.林奇，海軍的文職工作人員，因為喜歡在五角大樓的過道里發放糖果而為人所知；還有朗達·拉斯穆森，陸軍的文職工作人員，是四個孩子的母親。第五個是77號航班上最小的乘客：三歲的達娜·法爾肯伯格，頭髮鬈曲，喜歡公主，和她的父母、姐姐死在前往澳大利亞的途中。
廢墟中還發現了飛行員奇克·伯林蓋姆隨身帶着的塑封禱告卡，它被火燒了，但卡上他母親的照片完好無損，旁邊還有詩句：“我是夜晚温柔閃爍的星星。請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兒，我沒有死去。”
奇克的妹妹，德布拉·伯林蓋姆成為非常大膽直言的保守主義活動家、9·11國家紀念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9·11家庭支持美國安全強大”組織的創立人之一。這個組織的使命是：“我們支持美國軍方，贊同主動出擊原則， 9·11委員會關於恐怖主義威脅的聲明支持我們的立場：‘如果危險已經發生，顯然那時動員人們行動要容易得多—但可能已經太遲了。’”
德布拉·伯林蓋姆大力反對在離歸零地兩個街區的地方建一座穆斯林文化中心和清真寺。修建計劃於2011年擱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內有五十套公寓的四十三層公寓樓和一座三層的伊斯蘭博物館，沒有清真寺。
4
“我們永遠在尋找着下一次威脅，
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凱文·納西帕尼少校9月11日臨近半夜才離開紐約州羅馬市的東北防空區軍營。第四架飛機墜毀已經過去了十三個多小時。天上已經沒有民用飛機了。但是，納西帕尼離開作戰行動樓層的時候，還在等着“另一隻鞋”掉下來：來自海外的更多劫機行動。
儘管非常疲倦，他在開車回家的路上，還是不斷地苦思冥想，分門別類：他和部下哪裏做得對，哪裏做得不對。納西帕尼認為，在美國劫機的計劃中有“估計不止”四架飛機，但是，聯邦航空管理局本·斯利尼的禁飛令阻止了其他陰謀。那天晚上，他不可能睡覺了。納西帕尼知道，世界已經變得更加複雜，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日會更長。他走進自己裝修了一半的廁所，心裏想：“這下子誰來幹這個啊？”
隨後一年中，納西帕尼和部下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週工作六天，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觀察着下一輪襲擊，但它從未出現。後來，當他因為在9·11那天處理各種信息和通訊方面的工作獲得讚揚和嘉獎時，納西帕尼開玩笑説，這是他在餐桌上聽孩子們你一言我一語互相交叉談話鍛煉出來的本事。
儘管預算和人員都有增加，有強有力的技術偵察天空，聯邦航空管理局和軍方也建立了新的通訊渠道，納西帕尼還是十分戒備。“我們集中在內部和外部，永遠在尋找着下一次威脅，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2014年退休前不久他這樣説，“我的意思是，你聽那些電視上的主持人們説，‘哦，這事不會再發生了，不會再發生了’……嗯，但是你看，它確實發生過。所以，我們特別警覺，特別警覺。”
納西帕尼談到93號航班上的乘客時特別動感情。“他們做了我應該做的工作。”他説，“他們基本上就是做了從長遠來講我要做的事情，因為我不能讓另外一架飛機—我絕對不能讓另外一架飛機飛到華盛頓去。”
美國9·11國家紀念博物館 來源：美國9·11國家紀念博物館官方網站，攝影JIN S. LEE
5
“從前的伊萊恩在9·11那一天死去了”
伊萊恩·杜克—被嚴重燒傷的航港局高級行政助理—很快就從聖文森特醫院轉移到紐約長老會醫院的威爾·康奈爾燒傷中心。她9月11日晚上入院時情況嚴重，處於藥物性昏迷中，有嚴重的肺部損傷，身體百分之七十七的部位燒傷，生存的可能性很小。
伊萊恩用了幾個星期的呼吸機，9月18日至12月11日做了七次皮膚移植手術，還要一次次和肺炎及血液中的細菌做鬥爭，醫生擔心肺炎和細菌會要了她的命。她的雙胞胎妹妹珍妮特和她們的姐姐瑪麗安日夜守護着她。
三個半月後，12月29日，伊萊恩恢復了知覺。她馬上想起了她在9·11那天的行動。“你得告訴珍妮特，”她告訴一名護士，“你得保證珍妮特平安無事。”聽説伊萊恩醒過來了，珍妮特跟她男朋友説：“我得到了我的聖誕節奇蹟。”
一直用了幾個星期，伊萊恩才慢慢知道發生的全部故事。儘管有親身經歷，伊萊恩·杜克有可能是最後一個聽説9·11那些可怕細節的美國成年人。讓她接受雙子塔不再存在、那麼多生命喪失了的事實，可能要花更長時間。
伊萊恩醒過來之後一個月，2002年1月底，她成為最後一個從威爾燒傷中心出院的9·11病人。記者和攝影師們播報過太多訃告，迫切需要與襲擊有關的哪怕是有那麼一點點關聯的好消息，他們蜂擁來到紀念伊萊恩出院的記者招待會。伊萊恩被繃帶包得嚴嚴實實，坐在輪椅上，她活潑地用一句“嗨，大家好！”來歡迎媒體。她感謝了醫生、護士和醫院員工，宣佈她已經可以去大西洋城光顧她最喜歡的賭場了。至於長期計劃，她宣佈：“我要回到我從前的樣子。”
接下來四個半月，伊萊恩在一家康復中心重新學習如何站立、行走、使用雙手及生活。她最後重新學習的技能是如何走樓梯。2002年6月5日，她終於回到位於新澤西州貝永市的家中。航港局的朋友來訪時，她經常問起那個她在八十八層要見的信差，但好像沒有人知道他的命運。過了十六年，她才知道他名叫瓦斯瓦爾德·喬治·霍爾，火球將她燒傷，卻將他燒死。她經受了更多的手術和全面的身體康復。“是去地獄裏走了十遭。”她説。她的情況有所改善，但身體也只能恢復那麼多了。
一年一年過去，伊萊恩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她永遠不可能不帶着痛苦和傷疤生活，不可能完全重新獨立，不可能回去工作，也再也不能開車了。她的個性也變了。從前，她是雙胞胎裏更有自信、能拿主意的那一個，9·11以後她變得膽怯了，那些角色落到了珍妮特身上。伊萊恩甚至對咖啡也沒了胃口，在火球吞噬她之前，她最後喝的就是咖啡。她經常説：“從前的伊萊恩在9·11那一天死去了。”
6
“那麼多好人，為什麼活下來的是我？”
9月11日，布賴恩·克拉克和斯坦·普雷姆納斯的家人都覺得他倆肯定死了。從他倆從三十一層打來電話，到南塔倒塌，中間只隔了二十五分鐘。11點15分，南塔倒塌一個多小時以後，布賴恩從輪渡港打來電話，他的妻子黛安娜昏過去了。斯坦看見他的妻子珍妮在門前的陽台上摟着女兒們。他渾身是血和污穢，朝着她們衝過去，結果小女兒沒認出他來，躲閃開了。
布賴恩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給斯坦家打了電話留言。看完醫生以後，斯坦回了電話，此時已經是9月12日凌晨1點，9·11已經進入歷史一個小時了。兩個人都認為是對方救了自己的命。後來，他們出現在電視節目和紀念儀式中，但是，他們之間私下度過的時光更為珍貴。布賴恩和黛安娜家的大女兒結婚時，斯坦和珍妮坐在克拉克家人的桌子上，斯坦和珍妮家的大女兒結婚時，也給克拉克夫婦同樣的禮遇。布賴恩向客人介紹斯坦時，稱他是“我唯一的兄弟”。
9·11以後，統計發現共有十八個人從南塔的七十八層或以上樓層逃脱，他們都走了A樓梯間，至少有一部分路程是在A樓梯間。布賴恩和斯坦是從空中大廳以上生還的四個人之中的兩位。第三位是歐洲經紀公司的電訊經理理查德·弗恩，他進了一家理髮店，在對講機裏聽到朋友們在高層求救時那令人肝腸寸斷的聲音。第四位是布賴恩的朋友羅恩·迪弗朗切斯科，他最初和布賴恩一起在八十一層搜尋。被濃煙包圍後，羅恩追上了那些幫助那個體形壯實的女士的人。羅恩告訴記者，他覺得他爬到了九十一層，然後又下來。他在大樓倒塌前一瞬間逃了出來，不過頭部受了重傷，身體上的燒傷面積有百分之六十。
斯坦的傷很快就恢復了。他和布賴恩的關係多少減輕了他作為倖存者的內疚。斯坦因為讓臨時工德利斯·索里亞諾回家而略覺安慰，但大樓倒塌時，那些聽説南塔是安全的，便又和他一起回來上班的同事和朋友都死了。他們中有約翰·“傑克”· 安德烈亞基奧、曼尼·戈麥斯、川內秀也、阿麗莎·萊文、約瑟夫·祖卡拉、布賴恩·湯普森，他在電梯裏還和布賴恩·湯普森開過玩笑：“你最好開始考慮另謀高就。”
斯坦回去上班了，但很多年都一直做噩夢。他不斷地糾結一個問題：“那麼多好人，為什麼活下來的是我？”他更深地鑽入信仰，學會接納現實，然後開始説：“為什麼不能是我？”斯坦經常在教會發言，通過聖經教義講述他生還的故事。“生活，”他説，“就是站起來往前走。”
但是，斯坦的一部分還是留在了已成幻影的南塔裏。他保留着那雙把他帶到安全地帶的滿是灰塵的鞋，鞋跟裏嵌着玻璃碴子，他把鞋裝在一隻標有“拯救”的盒子裏。斯坦也保留着布賴恩的手電筒，後來他們把它捐獻給了紐約的9·11國家紀念博物館。
9·11後的第一個星期天，布賴恩在教堂講述他的故事時，第一次流淚了。歐洲經紀公司失去了六十一名員工，包括博比·科爾、戴夫·維拉、凱文·約克和其他幫助那個體形壯實的女士和瘦弱男子上樓的人。同時遇難的還有蘇珊·波利奧和蘭迪·斯科特，蘭迪從八十四層扔下了那張悲慘的條子。2011年8月，十年之後，蘭迪的妻子才聽説這條消息，紙條上面血指印的DNA匹配上了。
9·11之後一週，布賴恩夢見了何塞·馬雷羅，他倆曾在六十八層的樓梯間裏相遇，在大樓倒塌時何塞沒能逃生。在夢中，何塞穿着白襯衣，笑容燦爛。“何塞，你還活着！”布賴恩大叫，“你是怎麼活下來的？”布賴恩沒有聽見迴音。這個夢沒有減輕他的憂傷，但至少讓他感到平靜。
2006年退休之前，布賴恩幫助重建歐洲經紀公司，並且管理一筆救濟基金，給公司喪生員工的家屬發放了五百多萬美元。
布賴恩和斯坦在失落中生活着，但是，他們珍惜一項收穫。從他們第一次相見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他們仍然認為對方是自己的血肉兄弟。
《9·11：美國心臟》劇照
7
“我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
為身為一名消防隊員而感到自豪。”
消防隊長傑伊·喬納斯和第六雲梯消防隊的消防員們很快就認識到，如果沒有在B樓梯間裏碰到約瑟芬·哈里斯，他們很可能就死了。
如果他們堅持原來一步兩階的疏散計劃，他們可能會在大堂裏追上消防大隊長理查德·普朗蒂，而普朗蒂就是在大堂裏死的。如果他們跑得更快，可能正好出了北塔，倒下的北塔砸死了消防局長小彼得·甘奇、第一文職副局長威廉·菲恩，還有很多其他人。或者，如果他們像其他消防隊員那樣留在後面，如果傑伊沒有在南塔倒塌時馬上命令他們撤退，第六雲梯消防隊也可能會在塔裏更高的樓層，沒有時間營救自己或者約瑟芬。
漫長的夜晚，傑伊會回想起朋友們的面孔，重播9·11那天他在一堆廢料旁邊和另一名消防隊長的對話。“祝賀！”吉姆·裏奇斯告訴傑伊，“我聽見你所有的廣播對話了。這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聽到最戲劇化的事了。順便問一下，你看見第四泵浦車消防隊了嗎？”吉姆·裏奇斯是在找他的大兒子，消防隊員吉米·裏奇斯。傑伊沒看見他。
那些想法是後來才有的。9·11那天下午，他首先必須回家。北塔倒塌，砸壞了第六雲梯消防隊的消防車，他只能靠那雙疲憊的雙腿走回家。傑伊把頭盔扶正，抓上撬棒，向北沿街走去，街上滿是從粉碎的大樓裏飄出的碎粉，沒有車，也沒有人。
傑伊進了唐人街，沿着堅尼街的馬路中間往前走着，任何別的日子，這麼走路必死無疑。他覺得自己像卡通人物豬圈仔乒乓*一樣，污穢黏附在他的皮膚上，走路時，後面飄着一陣灰塵的煙霧。傑伊覺得路人都在看他，於是轉過身來，看見大約二十個華人保持着禮貌的距離，跟隨着他。
一個人追上傑伊的腳步。“你沒事吧？”他問。
“沒事，”傑伊説，“只要我堅持走着就沒事。我要是停下來，可就再也不想重新開始了。”
“你去哪兒？”
“堅尼街和艾倫街路口那個消防站。”
“好吧，”那個人説，“我們護送你走到那兒。”
這些華人像莊嚴的榮譽衞士一樣護送傑伊走完了通往第六雲梯消防隊消防站的剩餘路段。他在那裏給哭泣着的妻子朱迪打了電話，告訴她，他是多麼愛她和他們的孩子。
人們以千百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對紐約消防隊員、航港局和紐約警察局成員及其他應急反應人員表達敬意，這些華人護衞着傑伊，只是其中一個實例。後面的幾個星期、幾個月，在葬禮和眼淚中，全國上下對他們表達了源源不斷的感激之情。
遇難者中有三百四十三名消防隊員和醫護人員。死傷人數，遠遠超過了紐約消防局歷史上最壞的一天：1966年，在曼哈頓一座褐砂石房子的火災中犧牲了十二名消防隊員。9·11那天犧牲的，包括傑伊那天要麼面對面、要麼通過對講機聯繫過的十幾個朋友和同事：理查德·普朗蒂大隊長；消防隊長帕迪·布朗、比利·伯克和特里·哈頓，哈頓死時還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經懷孕；消防小隊長彼得·弗羅因德、丹尼斯·莫伊察和邁克爾·沃霍拉；消防隊員福斯蒂諾·阿波斯托爾、安德魯·弗雷德裏克斯、斯科特·科佩特科、肯尼思·馬裏諾、格里·內文斯、道格·厄爾什萊格和戴夫·韋斯。
死者中還有消防小隊長威廉·“比利”·麥克吉恩，他從前在第十一雲梯消防隊時是傑伊的部下，是他馬上就警告“這可能是恐怖主義襲擊”。消防大隊長約瑟夫·普法伊費爾的弟弟凱文·普法伊費爾在北塔倒塌時喪生。紐約消防局一年一度的健身獎改為以消防大隊長奧里奧·帕爾默的名字命名，在奧里奧帶人走上南塔之前，傑伊在北塔的大堂見過他。
消防隊員詹姆斯·裏奇斯也死了，搜尋人員在曾經是北塔大堂的地方發現了他。“大吉米”和三個小兒子把國旗遮蓋下的“小吉米”的遺骸從歸零地扛出來。後來，剩下的三個裏奇斯兄弟全部加入紐約消防局，就像他們的父親和長兄一樣。
死亡名單上還包括三十七名航港局警察，其中有局長費迪南德·“弗雷德”· 莫羅內，塞西莉亞·利洛在樓梯間裏碰見過他；還有紐約警察局的二十三名警察；私人醫療公司的八名醫護人員；紐約消防巡邏隊的一名成員。另外，還有戴維·利姆的搭檔，一隻能嗅出炸彈的拉布拉多犬：天狼星。
在悲痛之中，也流傳着後來成為“B樓梯間奇蹟”的故事。NBC的製片人讓第六雲梯消防隊的成員和約瑟芬·哈里斯在《日界線》重逢了。鏡頭下，他們認為是她讓他們生還，而她則對他們滿口稱讚。“他們是我碰見過的（最）堅強、勇敢、體貼、善良的人，”約瑟芬説，“我害怕時，他們握住我的手。我冷的時候，他們脱下自己的外套，給我披上。他們告訴我不要害怕，他們會把我帶出來。他們真把我帶出來了。他們太優秀了。”
約瑟芬成了第六雲梯消防隊的榮譽成員，他們給了她一個比大隊長還高的級別。她的制服上印着“守護天使”。
隨後的幾年，他們的友誼延續下來。薩爾·達戈斯蒂諾邀請約瑟芬參加了他的婚禮。傑伊和其他隊員邀請她一同參加媒體訪談、9·11紀念活動和遊行等。其中一次，她像皇室一樣從敞篷車裏向外招手，而他們則隨車走着，是她披掛整齊的宮廷侍衞。
儘管搬到了新的消防站，儘管提拔和退休把第六雲梯消防隊的人送往不同的方向，他們之間的聯繫還是非常緊密。不過，雖然約瑟芬樂於和他們聯繫，她仍然非常私密，不讓他們知道她經濟上的困難和嚴重的身體健康問題。傑伊希望約瑟芬能夠參加9·11十週年的活動，在媒體上露面，但2011年1月，她在布魯克林的公寓裏故去，很顯然是心臟病發作。
約瑟芬·哈里斯去世時六十九歲。她的葬禮是由退休的紐約大主教愛德華·伊根紅衣主教主持的，還有前市長魯迪·朱利安尼等人蔘加。她被裝在一副藍色的鋼棺裏安葬，絲絨的裏襯上繡着消防隊員和天使手拉手前進的圖案。傑伊和第六雲梯消防隊的隊員們作為抬棺人，最後一次抬起約瑟芬。
許多年過去了，傑伊還是時常有幸存者的內疚感，他還忍受着肺部的損傷。但是，他繼續受到提拔，從消防大隊長提升到副局長，主管紐約消防局在布朗克斯和曼哈頓上城的消防分隊。他從很多方面得到樂趣：供養家庭、領導團隊、出版一份關於訓練和安全的月刊，用紐約歷史上的火災教授經驗教訓和技術。他經常描述9·11時死在他身邊的人的英雄行為。
傑伊也到了接近退休的年紀了，一個秋天的下午，他坐在布魯克林一家消防站裏，這家消防站的紅門上畫着兩名天使跪在一個彎着腰的消防隊員身旁的圖案。圖案上面用華麗的字體雕刻着“2001年9月11日，天使哭泣的那一天”。傑伊倒上一杯黑咖啡，關上辦公室的門，重新提起了9·11。他談到第六雲梯消防隊如何爬上北塔的B樓梯間，他們如何救了約瑟芬，約瑟芬如何救了他們，還有多少無辜、勇敢的人死在了那些蓄意殺人的狂熱分子手裏。
一個情景接一個情景，一級又一級台階，傑伊講述着“鐵人”比利·巴特勒、“房頂哥”薩爾·達戈斯蒂諾、“罐哥”湯米·法爾科、“拖拉哥”馬特·科莫羅夫斯基、“的哥”邁克·梅爾德倫，還有他自己—傑伊·喬納斯消防隊長等英雄們的故事。幾個小時過去了，夜幕降臨。故事結束時，傑伊靠在椅子上，柔聲説：“我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為身為一名消防隊員而感到自豪。”
本文內容經出版社授權節選自《墜落與重生：9·11的故事》。原文作者：米切爾·祖科夫；摘編：劉亞光；編輯：張進；導語部分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