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4月2日晚，耶魯北京中心與耶魯北京校友會聯合主辦主題為“擺脱困局，存與共存”的中美關係討論會，邀請CGTN原主持人楊鋭主持，耶魯法學院中國學會主席高志凱、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作主旨演講，並和現場與線上10萬多聽眾互動。以下為人大重陽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行主任王文現場講演與互動的整理文稿。
感謝耶魯北京中心與耶魯北京校友會的邀請。今天的主題“擺脱困局，存與共存”，折射了大家對中美關係的擔心。中美關係呈現緊張狀態，恐怕將是長期存在的新常態。所以，我今天首先想分享的觀點是，我們必須適應這種緊張關係。這種中美緊張“新常態”並不可怕，也並非一定是壞事。
特朗普四年對華政策，直接導致了中美緊張。但從長遠看，這種緊張對中國發展應該是利大於弊。
第一，特朗普像是思想政治課老師，教會了全體中國人認識國際關係與外部環境的複雜與險惡，尤其是學會需用現實主義邏輯看待中國未來。過去我們有一些人常以為，中國人勤勤懇懇，不偷不搶，不侵略不爭霸，還為世界作出經濟增長貢獻、扶貧貢獻、減排貢獻，世界肯定會歡迎中國崛起。但特朗普提醒中國人，不是所有國家都會輕易接納強大的中國。中國弱時，他們會偽善地説“自由”“公平”“規則”；等中國學會了規則並逐漸勝出時，他們就會使各種歪招、壞招。這就好比一個小年輕，一直以為世界很美好，剛入社會，被大人耍弄、套路。中國人必須對外界尤其是美國，全面放棄單純的幻想，“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強。
第二，中美緊張關係也讓中國社會在對外關係上變得空前團結。近年來，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新疆棉花等事件都警示中國：只有中國人自己最關心、最愛護自己。美國國會、白宮或歐洲議會，連新冠疫情下自己國民的生命安全都保護不了，哪會真正關心中國人權與發展呢？所謂人權指責，無非是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話語霸權外交而已。
第三，中美緊張關係還讓中國人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重視科技安全，更意識到中國自己原來還有那麼多短板。過去，我們把美國想得太好，把國際市場自由化想得太好。現在才知道，人家想遏制你發展，分分鐘有實力對你禁運，卡你脖子。這些年，中國多項財政預算都在削減，但科技研發的預算卻一路增加。這是對的。中國是大國，過去國防安全得靠自己，糧食自給得靠自己，人權發展得靠自己，未來的科技自主也得靠自己。
拜登執政未來四年的中美緊張關係，已成定局。這在預料之中。我更想表達的是，中國輿論不必消費與販賣中美緊張狀態。
我不太喜歡用“你死我亡”等扎眼的詞彙來形容當下狀態。相反，中美間的緊張關係仍是低烈度衝突，多集中在貿易、人文、科技等“軟政治”領域，還未涉及到軍事衝突、核威懾、代理人戰爭等“硬政治”。我們必須要對美保持底線思維，做最壞的打算。但客觀地講，當下的中美博弈，在1500年以來甚至是人類歷史以來的大國競爭中，烈度是較低的，遠遠沒到大國冷戰或熱戰的閾值，甚至還比不上過去20多年的美俄衝突，更遑論美蘇冷戰。
我所在的人大重陽曾做過一項研究，普京上台以來，美國對付俄羅斯的制裁多達60多次，手段幾十種，至少有一半沒用在中國身上，如代理人戰爭、暗殺嫁禍、撤回大使等。這説明美國對付中國的工具箱中，還有不少工具與手段，中國要小心。但另一方面，中國輿論需要有更高的心理承受力，不必一驚一乍，完全把中美關係緊張化、衝突化。
事實上，中美關係緊張更多是在外交政策層面上，民間的人員往來（疫情期除外）、金融市場的投資、貿易總量近年來都沒有發生實質性降低，有些指標還在增長。適應這種外交層面上的緊張，比如發言人間的相互“對罵”，關税仍居高不下，對部分學者進行入境限制等，其實都沒有顛覆中美大局。而對美在台海、新疆、香港議題上的挑釁，中國採取對等的制裁與反擊策略，也在兩國戰略關係的可控範圍之內。
從這個層面看，我對中美管控戰略競爭表示審慎的樂觀態度。
理由有三，第一，阿拉斯加兩國外交高層的對話，有重要戰略共識。我將其概括為“三都”，即雙方都強調兩國須避免戰略對抗，雙方都表示須充分遵循兩國元首在除夕通話的精神；雙方都要求對方尊重。這其實有點接近中國2012年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本質：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第二，相信兩國元首與精英層的智慧。拜登是一位理性的領導人，不像特朗普；國務卿布林肯也不是蓬佩奧。兩國精英層不想讓兩國真跌進冷戰或熱戰的深淵。畢竟，中國整體實力雖稍弱一些，但若真對抗起來，美國不會有好果子吃。我在多次中美智庫對話中都提醒美國朋友，中國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不是敍利亞，若真惹了中國，美國可沒有好果子吃。這個觀點，多數美國學者是認可的。
第三，中美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是牽制兩國走向最壞結局的積極因素。雖然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外交政策，唯美國是從，但從總體看，冷戰“鐵幕”不會形成，最多是“紗簾”。拜登政府想重拾聯盟體系，除了折射美國“心虛”、“體弱”，無法單幹中國之外，更多的只是撿回被特朗普丟掉的分，是一種政策的回擺、迴歸。要真讓那些所謂的美國盟友，如日本、英國鐵了心與中國對抗，可能性並不大。中國近年來與俄羅斯、伊朗關係在深化，也是一種迴歸。過去中國交朋友，有時較虛，現在更實一些，本身就是外交交朋友實質的迴歸！不必把雙方的“迴歸”，視為是冷戰“鐵幕”降臨。
從這些點至少可以説，當下的中美緊張關係，不是像美蘇那樣的生死之爭，而是強弱之爭。未來10-20年，中美兩國到了決出強弱的前夜。中國過去10年製造業總量、貨物貿易總量、專利授權總量、消費市場總量相繼超過美國，未來10-20年及更長時間還有可能是GDP超越、區域性軍事實力的趕超，甚至還有貨幣影響力、文化軟實力的趕超。
這些趕超在兩國戰略判斷中，是存在重大分歧的。美國將之視為對其全球霸權的替代戰略，而中國則將趕超視為做更好的自己。可以想象，只要中國人都過上更好的生活，收入更高，環境更好，教育更棒、生意遍天下，14億人的中國實力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要把關注重心放到國內發展上來，深化改革，加速國家治理現代化，解決當下社會矛盾與各類問題，不要讓所謂中美緊張關係影響這個發展節奏。
換句話説，中國要帶中美關係的節奏。中國的聚焦重心，仍是國內問題。在對美關係上，保持必要的後發制人，是有利的。該鬥爭的鬥爭，讓他們不敢觸碰各類底線；該合作的合作，讓他們知道中國有可能在許多領域（如減貧、減排、治安、反恐、基建、企業盈利等）做得比美國更好。
我過去一篇文章講過，存在四個方面的“中美競爭”，即楷模之爭，看誰能成為各國發展的榜樣；合作之爭，看誰能團結更多國家解決全球問題；紅利之爭，看誰能為世界帶來更多利益；視野之爭，看誰能帶領人類走向更高的文明。這是一場大國崛起的持久戰，需要中國人更努力。
現在，需要防範的是談“美”色變。一談到美國，就認為對方是壞人，不理不睬不合作，還要上各種手段，其實完全沒必要。正確的方式是，平常心看待美國，看待中美關係，對美國不愛不恨不敵不友，不必恐懼，不必焦慮，也不必溢美，不必幻想！想想10多年前，中國GDP接近日本，中日關係惡化，但總結中國如何超越“中日必有一戰”預言，對中國如何跨過美國這個外部最大影響變量的坎，是有一定啓發意義的。
那麼，我的結論是，每一箇中國人該怎麼辦？這個話題我在上課時講過許多，也寫過一些文章。今天有三點新建議。
第一，要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有基本的信心。有信心，不是説回到過去的中美關係，而是説對中美關係正經歷新的試探、博弈、摩擦，不會陷入戰爭而是會進入新的狀態，持有基本的信心；也要對兩國外交決策層“鬥而不破”的理性與能力持有信心。這樣才不會惶惶不可終日，該投資就投資，該合作就合作，該爭吵就爭吵，迴歸大國常態的中美關係反而比過去更健康。大家想一想，即便一個班級裏，成績第一、第二的兩個優等生，都難免常有爭吵，更何況是兩個大國呢？
第二，要不斷向對手學習。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對手。從“道”的層面，美國不值得學，所謂政治體制、民主選舉等，中國基本已看透其片面性、虛偽性；但從“術”的層面，美國仍然是相當值得學的對象，如科技創新、企業管理、全球佈局、大學教育等。我一直主張，中國越會學習他國，就會變得越強。
第三，對美國要精準鬥爭，也要精準合作。對美國的各類挑釁，要堅決打回去，且須打準，還要打痛，讓美國不敢再挑釁，或者想挑釁時多少會有一些顧忌。在這方面，近年來中國製裁一些歐美高官與機構，經驗明顯在提升。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要精準地交朋友，包括在美國交到更多願意推動中美合作、幫助中國發展的美國朋友。美國政客有一些人是真壞，但美國人民多數還是不錯的。
第四，要讓艱苦奮鬥仍成為下幾代中國人的主調。生於1940、1950、1960、1970年代這四十年的中國人總體上相當辛苦，他們為中國崛起作出了巨大貢獻，為趕超美國打下了良好基礎。現在，歷史接力棒交給了1980、1990、2000、2010年代出生的下幾代，少一些佛系，少一些傲嬌、少一些情緒、少一些沮喪，多一些勤奮、多一些謙遜、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激情，再過二三十年，再看美國，或許就會像現在看日本、看歐洲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