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東南亞和大洋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在全球聚焦俄烏衝突之際，澳大利亞5月大選也悄然臨近。一貫擅長“營銷”的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蹭熱度”的機會。在其積極推動下，“國家安全”罕見成為澳大利亞大選的關鍵議題，給中澳關係蒙上了更多陰雲。
莫里森聲稱，“當前澳大利亞正面臨80年來最為困難和危險的安全環境”。為“早作打算”，3月以來，澳密集出台了系列重大國防開支計劃:3月7日，澳總理與防長聯合宣佈，將斥資100億澳元建設東海岸核潛艇基地。作為上世紀90年代羅伯遜軍營以來澳大利亞最大的基地建設計劃，該項目建成後將與西海岸的傳統潛艇基地相互補充，“全面提升澳大利亞面向印度洋、太平洋的威懾力”。10日，莫里森強調，世界正變得愈發不確定，現在是澳擴軍的“最重要時刻”，遂宣佈澳“四十年來最大的擴軍計劃”，到2040年投入380億澳元，將國防軍人數增加30%，達到10.1萬。15日，莫里森訪問西澳期間，再宣佈將投入43億澳元建設位於珀斯附近的幹船塢，以維持從盟國訪問澳大利亞的海軍艦艇和核潛艇以及它將在 AUKUS 防禦下獲得重要礦物資金後與美國和英國達成協議。即將於3月底推出的澳財政預算也透露，2022-2023財年澳國防開支將提至GDP的2.1%，該開支水平甚至超過了大多數北約成員國。
在抗疫、救災不力、養老等社會問題久拖不決的情況下，莫里森領導的聯盟黨支持率持續低於反對黨工黨，其本人也被評為十多年來“最不受信任的總理”。如今，莫里森大肆渲染“國家安全”的緊迫性，極力塑造聯盟黨“保家衞國”決心，這些表現很容易讓人聯想起2001年的那場大選。彼時霍華德領導的聯盟黨政府正面臨丟掉大選的危機，而9·11事件的爆發讓霍華德“成功”地將民眾視線由國內問題轉向了外部威脅。最終，聯盟黨以“強力反恐”的形象重新團結了民眾，最終贏得連任。當前莫里森炒作安全議題的做法頗有效仿霍華德之嫌，本打算在此次競選中圍繞經濟、社會議題對聯盟黨“窮追猛打”的工黨也不得不被聯盟黨帶了節奏，附和“國家安全為兩黨共識”，並支持“擴軍備戰”等。
而與霍華德政府專注反恐不同的是，莫里森此次將外部安全威脅的矛頭直指中國。在中澳關係跌至冰點的背景下，莫里森政府更是毫不顧忌地煽動“中國威脅論”，以為其搞砸中澳關係“甩鍋”，並試圖以“強力維護國家安全”的形象為其積累政治資本。2月份，在澳安全情報機構披露挫敗一起“外國干預”案件後，莫里森毫不遲疑地將目標鎖定中國，聲稱中國試圖扶持對華“軟弱”的工黨，而唯有聯盟黨才能對華“不姑息”等。以至於澳安全情報機構負責人不得不出來説話，敦促聯盟黨不要將“國內政治安全化”。
俄烏衝突之際，莫里森繼續“禍水東引”，毫不諱言“當別人都在關注俄羅斯下一步行動時”，他則堅定地“咬住”了中國，敦促中國向俄羅斯施壓、制裁，並將中俄關系誣稱為“邪惡聯盟”，呼籲西方民主國家“羣起攻之”。這一混淆視聽的行徑儼然忘記了到底誰才是俄烏衝突的“罪魁禍首”。澳防長達頓則進一步將對抗中國視作澳此輪擴軍“不言自明的驅動力”，聲稱“俄羅斯的野心不止烏克蘭”，中國“在印太地區的野心不止台灣”等。莫里森政府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態，連澳大利亞國內學者都不禁反問，“讓中國成為競選武器還要走多遠?”悉尼大學歷史學教授柯倫更直言，莫里森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失去了謹慎和理性。
居安思危本是一國領導人的基本素養，而靠“威脅論”謀取政治私利則另當別論。1972年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力挽狂瀾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自此中澳兩國人民廣泛受益於這一偉大決定。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中澳關係重新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是推動中澳關係整裝再出發，繼續造福兩國人民乃至整個亞太地區，還是有意將其推向“新冷戰之路”，給地區製造更多對立與不安?值得澳大利亞國家領導人深思並給出負責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