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相繼對非洲國家“致歉”：僅憑“最廉價的歷史救贖”卸下包袱重執牛耳，沒那麼容易

5月27日，德國就“一戰”前在非洲納米比亞犯下的“種族滅絕行為”道歉；同日，法國也就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中“無可推卸的責任”道歉。

同一天的兩個“道歉”

德國的道歉系在首都柏林，由外長馬斯作為代表發佈的。

馬斯的聲明首次使用了“種族滅絕罪行”這樣嚴厲的措辭。馬斯表示，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將在不久後親抵納米比亞首都温得和克，專程就上述歷史罪責代表德國向納米比亞人民道歉。

德國承諾，將在30年內向納米比亞提供10億歐元“發展援助”，以“致力於兩國下一代人民的福祉”。

而當天到訪盧旺達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發表公開演説時，當着盧旺達總統卡加梅的面，承認法國在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中“負有沉重和壓倒性的責任”，並承諾法國開發署（AFD）將重返盧旺達參與開發，法國將為此提供3.5億歐元“發展援助”，支持“從能源到公共衞生，從水電基礎設施到交通，從金融服務到技術”的眾多開發項目。

作為歐盟的“兩支柱”，法德兩國在同一天不約而同就“歷史責任”向兩個非洲國家“道歉”、“承認責任”，這背後究竟為了什麼？

20世紀初，德國捲入了一場血腥屠殺

德國對納米比亞的“種族滅絕”發生在20世紀初。

1884年，新興的德國通過“柏林會議”獲得了包括多哥、喀麥隆、盧旺達、坦噶尼噶（今坦桑尼亞大陸部分）、布隆迪、納米比亞等非洲殖民地。

其中納米比亞因氣候温和、礦產豐富，被德國重點經營，命名為“德屬西南非洲”。

德國殖民者在當地橫徵暴斂，殘酷對待土著部落，引發當地赫雷羅和納瑪兩大部落分別於1904年和1905年起而反抗。

對此，德國殖民者惱羞成怒。在陸軍將領馮·特羅塔指使下，自1904年至1908年，分別殺死了65000-90000赫雷羅人和上萬名納瑪人，分別佔這兩大部落總人口的80%和50%。

整個德國國家機器都捲入了這場血腥屠殺：德國名將、陸軍參謀總長馮·施利芬公然宣稱“這是一場優秀種族對劣等種族的戰爭，必須以消滅這兩個劣等種族為結束條件”。

馮·特羅塔則下達了臭名昭著的“德屬西南非洲邊界內所有赫雷羅人都該殺光，不管他們有沒有武器、有沒有牛”的“十月訓令”。

1908年，軍事行動結束後，倖免於難的赫雷羅人和納瑪人被趕進沙漠、送上荒島。其中有些人甚至成為荒誕性生物實驗的試驗品——後來曾成為希特勒“精神偶像”的種族主義醫生費舍爾，就親自參與了在鯊魚島集中營進行的“白人優越科學實驗”。實驗內容是把赫雷羅婦女、兒童關押起來，禁止飲食，以檢驗他們忍耐飢渴的“極限能力”。

更有甚者，他們還把約300塊被殺戮者頭骨運回德國，繼續這種荒誕的“科學實驗”，當他們認為實驗“達不到預期效果”後，又將其送給博物館，其中一些在1924年被輾轉賣到美國，收藏於紐約自然博物館。

由於“一戰”戰敗後德國喪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百餘年來德國朝野普遍選擇迴避、淡忘這一血淋淋的歷史罪責，而當地人卻難以釋懷。

曾是納米比亞第一大部落的赫雷羅人，1900年時佔當地人口總數40%以上，如今僅佔比8%；自1990年獨立以來，納米比亞不斷要求德國歸還被殺戮者的頭骨和被掠奪的本國文物，並就“種族滅絕”進行國家道歉和賠償。

2008年，德國發展部長魏克佐雷克-澤爾在“大屠殺百年”紀念活動中首次使用了“種族滅絕”一詞，但當時聯邦政府內尚有許多人不以為然。2017年，兩個被屠殺民族在美國對德國提起“追究種族滅絕罪責”的訴訟。

2018年，德國終於在百年之後將遇害者頭骨送回故國。2021年，經過多年的“鬥爭”和交涉，來自德國的官方道歉和對“種族滅絕”的承認終於姍姍來遲。

德國首次承認在納米比亞實施種族滅絕，許諾提供11億歐元援助重建。視頻來源：新京報我們視頻

法國對盧旺達種族滅絕負有“重大責任”

法國在盧旺達犯下的“歷史責任”則是“後殖民時代”所發生的。

盧旺達原本並非法國、而是同屬法語區的比利時王國的領地。盧旺達獨立後，號稱“非洲憲兵”的法國染指這裏，通過扶植胡圖族、打壓圖西族干預盧旺達內政，攫取自身利益。

1994年，盧旺達胡圖族政府和以卡加梅為首的圖西族反政府武裝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下原本已達成和平協議，但這年4月6日，載有胡圖族總統哈比亞利馬納和布隆迪總統恩塔利亞米拉的飛機神秘失事，兩位總統雙雙遇難。

原本就不希望看到和平的胡圖族激進分子趁機通過“地下電台”散佈謠言，挑動族羣暴力，釀成了導致80萬人（主要是圖西族平民）死亡的大屠殺悲劇。

由於和胡圖族政府存在許多利害瓜葛，且深信胡圖族人肯定獲勝，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及其充當軍火掮客的兒子小密特朗對胡圖族政府百般袒護、包庇，任由胡圖族暴徒殺戮圖西族平民，甚至後者逃入駐盧旺達法軍地盤也見死不救。

然而，戲劇性一幕出現——卡加梅的圖西族武裝很快以摧枯拉朽之勢奪取全國，密特朗父子又匆匆運作，將一眾對大屠殺負有責任的胡圖族高官悉數運回法國庇護。

法國的“責任”並未到此為止：薩科齊任總統期間，出於對自身在大屠殺責任中的掩飾，以及對卡加梅上台的不滿，法國政府不斷無端指責卡加梅政府高官“是4·6空難的責任方”，並利用失事飛機法國機組家屬和部分流亡法國前胡圖族高官發起的訴訟，簽發針對卡加梅政府高官的“國際逮捕令”。

2008年11月，在法國“國際逮捕令”作用下，德國逮捕了前來參加國際會議的盧旺達女高官羅斯·卡布耶，並試圖將其引渡到法國。這些措施導致卡加梅政府的激烈反應，採取了包括斷交（2006年）、關閉法國文化中心在盧旺達機構、驅逐法國辦事處、將官方語言從法語改為英語、加入英聯邦（盧旺達從未成為過英國殖民地）等在非洲而言前所未有的激烈應對措施。2009年兩國雖恢復邦交，但2015年關係再度惡化，法國大使自此缺位六年之久。

2019年，馬克龍開始採取措施緩解法盧關係，同年成立由歷史學家杜克勒特領導的專家委員會，調查評估法國在大屠殺中的責任。

2021年3月底，該委員會提交報告，稱法國負有“沉重而壓倒性的責任”，並批評密特朗當時面對胡圖族政府“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的“單向失明”，隨後正式發表的報告，確認“法國政府對促成可預見的種族滅絕負有重大責任”。

“最廉價的歷史救贖”

然而，正如一些專家指出的，法德此舉恐怕並非單純“道歉”，而是旨在“通過實現歷史救贖，重新獲得在非洲的立足之地”。

數億歐元的援助、措辭講究的“道歉”看似沉重，但和無數血淚、生命以及充滿機會和希望的未來相比，實在是“最廉價的歷史救贖”。

事實上即便如此，兩個歐洲前殖民國家的道歉、補償也是有保留的。

德國在措辭上十分“大方”，但始終咬定“不得藉此索取任何賠償”的底線，所謂“發展援助”不但分期長達30年，而且故意迴避了“賠償”一詞。

法國不僅和德國異曲同工地使用了“發展援助”措辭，甚至在政府正式聲明中迴避了“種族滅絕”一詞，反倒聲稱“我們法國絕不是種族滅絕的幫兇”。

出於爭取經濟合作和援助的需要，納米比亞和盧旺達兩國表現得較為大度：納米比亞政府一方面竭力安撫兩個仍憤憤不平的受害部落，另一方面含蓄而有分寸地回應德國聲明，稱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步”；一貫務實的盧旺達總統卡加梅也一語雙關。

時過境遷，如今的納米比亞、盧旺達，以及眾多非洲前殖民地國家，在“外援”和海外市場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選擇。歐洲前“宗主國”想僅憑“最廉價的歷史救贖”卸下包袱，重執牛耳，只怕沒那麼容易。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陳靜 實習生：葉可慧 校對：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