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胡博峯 林日 蔣豐 青木 汪嘉波 陳欣 郝爽言】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5月11日公佈，不僅引發國內全民熱議，國外媒體也進行鋪天蓋地的報道——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口第一大國，中國人口走勢也將對世界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巧合的是，2020年至2022年是世界主要大國扎堆進行人口普查的時期：美國和日本已在去年開展人口普查；受疫情影響，俄羅斯人口普查主要工作時間從去年推遲至今年，德國則是從今年推遲至明年。國情與發展階段不同，每個國家重點關注的人口問題也不同，當發達國家正為出生率低、老齡化加劇而焦慮時，印度則在期待“人口紅利”帶來“趕超中國”的機會。
美國：“美國例外主義”走向終結？
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美國對人口普查非常重視。去年，政府通過網絡、電視、媒體、户外宣傳欄等各種渠道，以多語種形式鋪天蓋地地宣傳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呼籲公眾積極參與，以便為接下來的政府預算、商業開發佈局、學校與醫院等建設規劃提供準確指南。人口普查還涉及美國眾議院席位的重新分配，因此它對兩黨而言也是高度敏感的話題。城鄉人口、沿海與內陸人口、白人與有色人種人口、本土居民與新移民人口比例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影響政治博弈版圖。
美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4月1日，美國人口為3.315億，比2010年增長了7.4%。這是自美國1790年開始人口普查以來歷史第二低的增長率，僅高於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7.3%。2020年，美國新生兒為360萬，是1979年以來數量最少的一年。美國目前的生育率為1.73。
《日本經濟新聞》評論説，支撐美國競爭優勢的“人口增長”基礎出現動搖跡象。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稱，人口增長陷入前所未有的停滯，估算顯示，從2019年7月1日到2020年7月1日，美國人口僅增長0.35％，這是自1900年以來最低的年增長率。
分析人口增速放緩原因時，美媒首先提到的是移民減少。《紐約時報》引述皮尤研究中心人口統計學家傑弗裏·帕塞的話説，疫情、經濟狀況惡化以及美墨邊境執法更嚴格導致移民數量下降，墨西哥的經濟進步和較低出生率也是影響因素。另一個美國輿論議論較多的是白人人口規模縮水的趨勢，儘管有關種族的數據要到今年晚些時候公佈。美國《華盛頓郵報》説，白人人口在27個州都出現了下降。據《芝加哥記者報》報道，白人人口比例從1950年略低於90%降至2018年的60%。再過25年，這一比例很可能會降至50%以下。
“人口統計將決定命運。”英國廣播公司評論説，現實情況是，美國未來可能會有大批年長白人要靠更多元的年輕一代養活，美國各級政府領導人將不得不考慮，需要給年輕的少數族裔進行什麼樣的“投資”才能幫助國家繁榮。
“美國可能正進入人口增速大幅下降的時代。這將使美國與歐洲以及東亞國家一樣，面對人口迅速老齡化帶來的長期挑戰。”《紐約時報》評論説。彭博社稱，作為一個富裕國家，美國以往的生育率異常強勁，移民數量持續居高不下，這使得很多美國人不知道人口政策為何物。然而如今，生育率優勢正在迅速消失，移民優勢正面臨威脅，美國需要一個國家人口戰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口統計學家羅納德·裏恩表示，美國的人口發展狀況長期以來一直優於其他發達國家，如今的轉變可能意味着“美國例外主義的終結”。
印度：老齡化速度可能比預想的快
“人口普查，人民未來”——這是印度全國人口普查的口號。截至目前，印度已進行了15次全國人口普查，原定於今年2月的第16次全國人口普查因疫情被推遲。2011年的人口普查首次增加生物信息採集，同時也在時隔80年後，再度恢復了對種姓信息的收集（與種姓制度無關）。在當時的人口登記表中有9個問題，涉及姓名、家庭人口、婚姻狀況等常規信息。另外，在房屋列表和“人口枚舉”兩項裏分別有35和30個問題，詳細程度“令人髮指”，除了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還包括飲用水來源、廁所設施、廢水出口、是否有獨立廚房等。
根據當時發佈的報告，截至2011年，印度總人口約12.1億，與2001年相比增加約1.81億。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9年印度人口為13.66億。另外，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印度教人口占比高達79.8%，但這是自1951年人口普查以來的最低值。
在國際輿論中，印度一直被視為繼中國之後下一個有望因“人口紅利”而躋身超級經濟體的大國。從2018年開始，印度的適齡勞動力在整體人口比例中超過社會撫養人口（低於15歲和高於65歲的羣體），有推算稱，這種趨勢或將延續37年，直至2055年。但印度衞生和家庭福利部去年9月發佈的數據顯示，到2036年，印度人的平均年齡就將從2011年的24.9歲升至34.7歲。印度經濟學家普拉昌特·納達因此認為，印度“人口紅利”的黃金窗口期可能只有15至20年。
由於中印的人口體量差不多，加之印度多年來對中國的“趕超情結”，印度能否利用此輪“人口紅利”超過中國就成為當地媒體和社會熱議的話題之一。
不過印度《經濟時報》10日報道認為，單純的“人口數量優勢論”已經過時，“人口紅利”能否轉化為對經濟的直接貢獻還與就業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息息相關，而印度在這兩方面的表現都不太理想：2017至2018年，只有一半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口在就業，2004年至2005年這一比例有63.7%；一項調查顯示，2018年，只有一半五年級學生（11歲）能夠讀懂二年級的課文。
疫情帶來更為不利的局面。《經濟時報》説，印度科學和環境中心發佈的報告稱，有高達3.75億的印度兒童或將因疫情而出現體重過輕、發育不良等長期問題，從而影響教育和經濟生產力。文章評論説，當“大流行一代”加入勞動力大軍時，印度“人口紅利”前景將更加模糊。
印度經濟學家維卡斯·辛格提醒説，印度社會老齡化的速度可能比預想的更快，老齡人口或在今後30年內翻倍。他呼籲，政府制定政策時不要被所謂的“人口紅利”矇蔽雙眼。
針對印度15個地方邦約4.5萬老年人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其中僅1/4受訪者財務獨立，高達一半的老人表示經濟上幾乎完全依賴子女或社會。印度《商業標準報》指出，這樣的結果“讓人不安”，如果這種情況不改善，很難想象印度二三十年後進入老齡社會時的情景。
日本：應對少子化不敢“用力過猛”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總務省初步統計顯示，2021年初，包括外國人在內的日本總人口為1.2557億，一年減少42萬人，降幅連續兩年創新高（2019年為32.9萬）。新生人口也進一步減少。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去年1至10月，懷孕申報72.7萬件，同比減少5.1%。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和日本綜合研究所的推算顯示，2021年新生兒可能只有70萬，此前，2019年的86.5萬創下歷史最低紀錄。
這種趨勢會帶來什麼影響？日本人口減少對策綜合研究所理事長河合雅司接受媒體採訪時説，首先，“地方創生”將成為一紙空談。有推算顯示，2065年的日本新生人口可能只有41.6萬人，47個都道府縣一均分，每個縣一年的新生人口還不到9000人，而且主要集中在東京都、大阪府這樣的“大都會”，偏遠的鳥取縣、島根縣、香川縣等可能都不足5000人。其次，各業界的勞動力不足問題比預想中更嚴峻。在日本，20歲到64歲的人被稱為“勤勞世代”，也就是用工作換薪水的年齡段，同時是消費的主力軍。2019年的“勤勞世代”為6925萬人，2040年將在此基礎上減少1414萬人。最後，社會保障制度持續面臨挑戰。
日本在人口發展上持續做出努力，但同時不敢“用力過猛”。一般社團法人平和政策研究所的報告稱，二戰前，日本政府出台過大量鼓勵多生多孕的政策，讓女性用身體承擔提高日本生育率的“公共責任”，對這種政策的反感如今深植日本社會，所以日本政府現在不敢在人口政策上過於干涉家庭。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曾在2018年説“不生孩子是自私的決定”後，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辯論中表示：“我自己的家庭也沒有孩子，生不生孩子要交給本人來選擇……但是我們要為想生孩子的人創造出良好的社會環境。”
不過對於如今的人口問題，日本並非全無信心。日本經濟論專家野口悠紀雄稱，2060年日本人口將比2020年減少22%，降至1億以下，但勞動人口再多，若就學率和就業率跟不上也難以實現經濟增長。通過技術革新，日本也有希望穩坐高收入國家的寶座。
俄羅斯：2018年至2020 年，鼓勵生育預算幾乎翻倍
“我們的戰略是再次實現可持續人口增長，並確保2030年全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8歲。”俄總統普京在今年4月發表國情諮文時這樣説。他在去年的國情諮文中也強調，“俄羅斯的命運和前途將取決於我們有多少人口……目前我國有近1.47億人口，但從人口學上來説，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困難、甚至可以説非常困難的時期”。普京表示，到2024年，俄羅斯女性生育率須達到1.7。俄政府年初的統計數據顯示，去年該國人口減少50多萬，出現“恐慌性負增長”。近20年來，俄羅斯人口數量變化幅度並不大，很少出現這種情況。
俄政府為促進人口增長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為多子女家庭提供住房、食品及嬰兒用品等各方面的優惠政策和財政支持，“母親資本”額度也在不斷增加。現在，養育一個孩子的家庭可獲得46.6萬盧布補貼，養育兩個孩子為61.6萬盧布（1盧布約合0.086元人民幣）。
《獨立報》説，2018年，俄政府鼓勵生育預算支出約3600億盧布，到2020年幾乎翻一番，增加到6900億盧布，然而生育率卻從2018年的1.6降至2020年的1.489。
俄聯邦社會院人口委員會主席里亞巴爾琴科表示，為避免俄羅斯走向“消亡”，國家必須確保到2030年每年至少有60萬移民流入，生育率應提高到2.1。一些俄分析人士表示，改變國家移民政策、吸引大批獨聯體國家和周邊亞洲國家勞動人口移民，恐怕是化解人口危機“最值得做的有效辦法”。也有學者提出，國家用於人口和社會政策的資金還不夠，英國、法國、丹麥等在該領域分配的預算佔GDP的4%-5％，而俄羅斯為1%-1.5％。
除了俄羅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便是德國。“德國上一次人口普查在2011年，大量數據亟待更新。”柏林人口和發展研究學者波利格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再往前的人口普查則要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東德在1981年進行，西德在1987年。當初，有數十萬西德民眾抵制人口普查，擔憂政府收集的大量信息會被濫用、自己變成“玻璃市民”，現在則沒有多少人會表示反對。
2011年的德國人口普查花費近8億歐元，直到2013年才正式公佈結果。當時的數據顯示，德國總人口為8170萬。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今年1月的報告，2020年，德國人口總數為8320萬，自2011年以來首次無增長（相較於前一年）。但總體來説，德國出生率在過去10年裏略有上升——2019年，德國女性生育率為1.54，主要原因是2015年和2016年有大量來自中東以及非洲地區的女性湧入。比如，來自敍利亞、阿富汗、伊拉克和科索沃的女性在2015年至2016年之間平均生養3.5至4.6名孩子，明顯高於其他外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2.1）。
學者：老齡化問題是人口發展必然趨勢
世界各國如今都在拼人口增長嗎？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童玉芬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由於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各國也位於不同的人口轉變階段。當一個國家步入現代工業化時期、發達程度較高時，就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三低”階段，目前歐美以及日韓等國都處在這一階段。她説，雖然老齡化問題加劇會對經濟發展、養老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三低”國家會採取各種措施試圖改變這種情況，但“這也是人口發展的必然趨勢”。
就人口問題會對國家產生哪些影響，童玉芬對記者分析説，要從規模、結構和素質三個方面看。“首先，人口規模不一定是越大越好，人口太多會對資源環境等各方面的持續發展構成壓力。其次，人口結構（老化）會影響經濟活力與科技創新。最後，人口素質提升可以彌補勞動力數量減少等問題，這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