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苑丨超六成商事案件使用電子證據 法官教你如何留證才有效

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手機短信、微信聊天、電子郵件、支付寶等應用早已成為我們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近年來，相關電子數據在民商事案件中被廣泛運用，逐漸有成為“證據之王”的趨勢。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證據的舉證往往存在一些誤區，為此，北京順義法院於11月4日召開通報會，對如何有效舉證提出了建議。

案例

倆人倒賣二手車起糾紛一份聊天記錄他少花1500元

周某主張與雷某合夥倒買二手車，雙方各出一部分錢購買車輛後，雷某將車開走並自行售出。周某想與雷某約見面談賣車事宜的時候，雷某以種種理由不和周某見面，有時電話也無人接聽。之後經周某多次索要剩餘欠款，雷某轉給周某2000元后下落不明。周某與雷某通過電話以及微信多次溝通，雷某同意再給周某8500元。故周某向法院起訴，請求雷某立即償還8500元。雷某認可雙方曾經合夥倒賣二手車，但説雙方事先商量好，過户費、掛牌費等費用一人出一些，但周某一分錢也沒出，所以雷某不承認欠周某錢。

因雙方從未簽訂過書面協議，關於合夥倒賣車輛均是通過電話以及微信溝通，故周某向法院提交的證據為微信聊天記錄的截屏以及通話錄音。但微信聊天記錄並不完整，對此周某解釋為雙方聊微信聊天十分頻繁，且不是全部與合夥有關，故其只提交了其中一部分能夠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內容。

根據通話錄音以及微信聊天記錄，能夠顯示周某的陳述雖然真實，但不完整。微信聊天記錄以及通話錄音能夠證明車輛賣出後，雷某給了周某2000元，之後同意再給周某8500元，之後一直未兑現。但經過核實全部的證據，顯示周某在多次催要剩餘欠款的過程中，曾主動提出同意雷某再少給1500元，只給7000元就可以。 

法院經審理認為，周某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關於合夥購買車輛後續問題的處理，在雙方協商過程中，雷某曾同意給付周某8500元，之後周某同意雷某少支付1500元，雙方均應依約履行。故對於雷某應當給付的款項數額，法院認定為7000元。最終法院判決雷某向周某支付7000元。

順義法院民二庭法官王琬萱介紹，雙方就合夥事宜的溝通，完全通過電話、微信進行，沒有簽訂過任何書面協議。在雙方發生糾紛時，就會陷入“口説無憑”的尷尬境地。周某在多次索要欠款未果的情況下，在後續雙方電話溝通過程中，全部進行了錄音，同時也保留了全部的微信聊天記錄。法院根據上述證據，認定了雙方就散夥之後，合夥財產的分配達成了一致意見，並據此作出了判決。

王琬萱提示，舉證時需要提交證據原件，且證據原件必須真實且完整。就微信聊天證據來説，原件是指登陸微信後顯示的聊天記錄，對於聊天記錄的截屏不屬於法律意義上“原件”的範疇。因此如為將來訴訟需要，不能僅保留聊天記錄的截圖，之後刪除聊天記錄，而是應在微信程序中保留全部的聊天內容，才具備證據效力。

分析

電子證據認定有難點 法官就舉證提出建議

順義法院民二庭庭長牛佳雯介紹，順義法院近兩年審結的商事案件中，超過67%的案件均存在電子數據。2020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的決定》新增一條作為第十四條，詳細列舉了電子數據的表現形式。這也正式宣佈了微信聊天記錄、電子郵件、手機短信、支付寶等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雖然諸如微信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早已被作為證據在訴訟中使用，但在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證據的舉證往往存在一些誤區，例如簡單截取幾張圖作為證據提交，導致法院審理案件時很難把握其證明力度，如何對電子證據審查認定已經成為司法面臨的一大難題。民訴法解釋僅對電子證據的定義作出了規定，但目前暫未對電子證據的審查認定作出專門規定，例如舉證質證、認證過程，以及審查相關電子證據是否隨原始存儲介質移送、提取複製的規範和程序、對電子數據有疑問的能否進行鑑定或者檢驗等。導致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往往出現對電子證據的認定標準寬嚴不一的情況。

牛佳雯表示，電子數據在存儲、傳輸與複製的過程中可能會被刪改、破壞，天生具有不穩定與易篡改的屬性，給法院的審查工作帶來一定困難。

此外，大家在使用微信、支付寶、QQ等通訊軟件時往往使用虛擬名稱，也沒有被強制要求錄入真實信息，導致原始數據調取十分困難。當事人在訴訟中作為證據提供時，對方經常否認自己是涉案通訊軟件的使用者，還需要提供證據一方進一步舉證。

而互聯網企業的管理與經營完全依託互聯網技術，企業和員工現實聯繫不夠緊密。發生爭議後，一方面，用人單位故意隱瞞或者篡改公司後台的電子數據時，員工將面臨舉證困難；而另一方面，員工否認用人單位提交的電子數據真實性時，因公司方的電子數據平台亦是其集團內公司負責，且無其他類型的證據予以佐證，員工的意見是否真實也難以認定，給法院認定事實也帶來一定困難。 

牛佳雯提醒，考慮到電子數據的內容易遭到篡改，提交電子證據須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以破除其作為證據使用的真實性障礙與關聯性障礙。當事人提交電子證據的，建議採用截圖、拍照或錄音、錄像等方式對內容進行固定，並將相應圖片的紙質打印件、音頻、視頻的存儲載體（U 盤、光盤）編號後提交法院。

她以出示微信證據的方式舉例稱，由賬户持有人登錄微信，展示登錄所使用的賬號名稱，登錄頁面可以截圖作為此項證據的第1頁。展示持有人個人信息界面並截圖，可以作為此項證據的第2頁。在通訊錄中找到對方用户並點擊查看個人信息截圖，可以作為此項證據的第3頁，展示個人信息界面顯示的備註名稱、暱稱、微信號、手機號等具有身份指向的內容。在個人信息頁面點擊“發信息”進入通訊對話框，對話過程中生成的信息，尤其是重要的文本文件、圖片、音頻、視頻、轉賬或者發紅包內容，建議點擊打開展示，並截圖作為此項證據的第4頁。展示轉賬信息時，應點擊通訊對話框中的聊天詳情——查看轉賬記錄，展示轉賬支付信息。提交證據時，可以對重要內容進行特殊標記，方便法官查看及對方質證。在庭審時對相關內容逐一進行展示。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宋霞

編輯/白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