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局近日發出聲明，宣佈終止與教協的合作。香港教育無疑將迎來一個“去教協化”的過渡期與“無教協”的新時期。前者，是對香港教育界和教育工作進行再清理的過程；後者，是香港市民對香港教育乃至社會再出發的願景。
對於教協如何為禍香港教育，社會各界已經做過很多揭露。筆者想強調兩點：一是不要低估了教協的言論迷惑性和業界對它的依賴性，這些都直接關係到進一步採取執法行動可能會遭遇到的難度和挑戰。所謂言論迷惑性，就是指教協很擅長用詭辯的語言來掩飾其政治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中，當人們追問教協是否反對國民教育時，他們的回覆是“支持國民教育，但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實際上是把國民教育污名化、妖魔化。又如在歷次政治事件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教協鼓動組織罷課的身影。一個教師團體組織罷課，當然非同小可，這會直接損害學生學習利益。因此，教協又發明一個口號：罷課不罷學。以這種詭辯的語言，一方面不影響其政治行動的組織動員效果，另一方面又降低了這種行動在教育專業操守上的不正確性。明明是組織學生前往違法“佔中”的現場，以求增加所謂的示威人數，卻又打着組織學生到現場進行通識教育的專題研習活動的旗號，假學習之名，行政治之實。最後，在最為大是大非的反對“港獨”問題上，教協一貫的響應就是“不支持港獨”，絕不明確表示反對“港獨”（除了在被央媒點名批評之後）。不支持，就是聽之任之，就是看到學校有部分師生涉嫌參與“港獨”活動，也是不會予以反對和批評，更別説經常發出諸如“特區政府要檢討為什麼社會出現港獨”之類轉移視線、混淆是非的言論。在對其進一步採取執法行動之時，不要低估了教協這種“訟棍式”的“抗辯”程度。另外，畢竟它是一個經營了幾十年的組織，號稱擁有數萬會員，更有幾家超市和網購中心提供廉價消費品給教師會員，業界人士對它有某種消費習慣甚至職業情感上的依賴，也是可以預期的。因此，如果特別行政區政府真的要採取進一步的執法行動時，教協很可能會利用這些情緒慣性，訴諸悲情，配合上述巧言令色的所謂法律“抗辯”或者“上訴”行動，以增加完全不必要的政治炒作和社會糾纏。
二是不要低估了移花接木的可能性，一方面教協擁有龐大的資金、超市和網購實力，另一方面所謂團體，説到底也是由人特別是核心人物構成。前者，如果有人成立新的公司平台以部署轉移呢？後者，如果金蟬脱殼，跑人不跑廟呢？正如反對派陣營中仍存在龐大的工會組織聯盟，如果核心人物自動退出教協，然後轉移到反對派陣營的工會組織聯盟內成立新的教協呢？一言以蔽之，這個清理工作並非想象中那麼簡單，需要特區政府及有識之士細心統籌，精準推行。不僅要徹底解決問題，更要避免在解決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炒作喧囂。
教協之禍，在於攜工運之便，假專業之名，行反對派政治之實。前兩者是手段，後者是目標。這種操作不僅搞得香港社會日趨政治化、極端化，也搞得香港教育烏煙瘴氣，教師聲譽大受家長和社會各界質疑，教育品牌每況愈下。因此，要開啓新時期，就必須對症下藥：為教育去政治化、還教育應有之專業，把業界權益和教育議題適當分開。過去香港有個古怪現象，就是把教師權益問題與教育問題混為一談，把教師的飯碗問題與教育問題當成一碼事。教育問題，應該是課程、考試、學生成長、價值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師資培訓等專業問題，但在教協上述手段與目標操作下，每當社會討論教育問題時，教協為了囊括足夠的教師選票從而贏得立法會議席，最後都會把教育問題偷換成維護教師權益問題，把任何教育改革都轉換為影響教師工作量甚至飯碗的問題，煽動教育界反對一切變化，從而既收割了選票，又阻止了任何有益的教育改革，國民教育的倒下就是經典一例。教協更借立法會議席之利，推動反對派在教育領域的滲透與洗腦，從而釀成有師生參與違法“佔中”和“黑暴”事件的惡果。
因此，要開啓教育新時期，一是必須把教師權益與教育問題嚴格分開，合法正當權益應該受到保護，但必須與選舉政治和教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分開，任何教育團體和政團都不能再走教協這條借工運、假專業而贏選舉的舊路、邪路。二是必須從教育專業的角度來重整香港教育，教育局應該重整各級教育政策諮詢架構，不僅要吸納社會各界的持份者，更要吸納教育學者專家，為香港教育建言獻策，真正為國家、為特區培養德才兼備之人才做最優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作者是香港教聯會副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