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發展是在變革中向前推進，一段歷史的躍遷總在量積中實現質變。推動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取得實質性進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必然走向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形態。實現這樣的目標，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和比重，既是關鍵一招，也是必由之路。
社會發展表明，中間階層在所有現代國家崛起進程中，都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一個14億多人口的大國，如果沒有較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羣體，談不上富裕；如果沒有較高比例的中等收入羣體，談不上共同富裕。從這個意義上講，什麼是中等收入羣體？“擴中”擴什麼、怎樣擴？這不僅僅是收入分配問題，更是改革發展問題、社會治理問題，需要辯證地看、務實地辦，打好“擴中”組合拳。
記得早些年，有人用“苦瓜”和“甜瓜”來生動比喻下山脱貧帶來的變化，他們説：“下山前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下山脱貧了都是一根藤上的甜瓜。”從低收入羣體邁向中等收入行列，實質上也是“苦瓜”變成“甜瓜”、“甜瓜”變得更甜的過程，讓老百姓的收入越來越豐厚，日子越過越紅火。中等收入羣體這個“甜瓜”到底有多甜，一定水平的穩定收入是基本“糖分”，只有達到相當比例的“甜度”，“甜瓜”才能有足夠的甜味。
讓“甜瓜”更甜，不同羣體需求各異，需要精細化作業，因人因地施策，把這本大賬算清楚。要弄精準中等收入羣體的收入邊界線在哪裏，搞明白有多少人已經“入羣”了，有多少人踮踮腳尖就夠得着，還有多少人仍徘徊在“圈外”，要允許“圈內”的人存有差異。對那些仍處於低收入羣體的，要給予更多的“陽光雨露”、養分供給；對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羣體的，要做好疏藤搭架，讓他們更好地往上生長。總而言之，“擴中”既要讓更多的人進入中等收入羣體，更要讓人民羣眾有感，讓美好生活惠及面更寬更廣。
有人感慨，中等收入羣體就像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因為自己好不容易實現了10年前定下的“小目標”，可放眼一看還是沒能進入中等收入羣體；亦或是當年自己“穩坐釣魚台”，可10年後發現又滑出了這個羣體。究其原因，在於中等收入羣體以收入水平作為劃分標準，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特徵，決定了其必然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下限和上限都會相應發生改變，沒有一成不變的“長久坐莊”。
中等收入羣體是發展的產物，往往代表的是一個社會里，那些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就業相對穩定、生活相對寬裕的羣體，脱離特定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現狀都是不切實際的。其衡量標準因國情省情而異，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尺，是普遍性和差異性的有機統一，隨着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而同步提高。作為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地方，要按照整體上步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要求，針對發展程度和人口結構變化，動態合理確定中等收入標準，把普遍標準與國家發展、省域實際、百姓生活結合起來，使人民羣眾在共建共享中實現更加穩定、更可持續的更高收入。
放到共同富裕的大場景，中等收入羣體不僅規模要足夠大，而且內部結構也應更優化。202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據統計已有4億多人、1.4億多個家庭達到了中等收入標準，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羣體。但從比例看，我國中等收入羣體佔總人口比重只有三成左右，離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目標要求還有不小差距。而且，現有中等收入羣體較大部分剛邁過中等收入的下限，滑出中等收入羣體、跌入低收入羣體的風險較大。僅用數量單一維度來衡量，“擴中”的含金量就會打折扣。
數量、質量和結構共同構成“擴中”的立體座標，要在注重量的擴張的同時，把更多功夫下在質的提升上，讓中等收入羣體更加穩固。要以數字化和低碳化相結合，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通過推動高新科技產業、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高收入就業崗位，從而帶動城鎮居民的工資增長。要拓寬居民收入渠道，促進勞動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協同發力，推動中等收入羣體提質，讓更多的資源變為資產、財產變為財富，把整個社會打造為成色更足的“金橄欖”。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決定性因素。回溯歷史，社會工業化之前的傳統中等收入羣體主要由小生產者、農場主和商人構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新興的中等收入羣體主要由商業精英、行政人員以及專業技術領域的資深人士構成。進入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這一趨勢愈加凸顯，高素質勞動羣體儼然是“擴中”的基本盤。“知識就是力量”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書中自有黃金屋”也非言過其實。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目標高度契合，與促進共同富裕的願景內在統一。提升低收入羣體的能力素質，就是提升他們進入中等收入羣體的能力；提升中高收入羣體的能力素質，就是提升他們對抗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在這方面，可挖掘的潛能很大，像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户甚至包括新生代進城農民工等，數量眾多、素質優良。要深耕諸如此類的重點羣體，加強人力資本開發，不斷壯大“白領”與高級“藍領”隊伍。也要尤其關注相對貧困人羣或困難羣體，他們不僅收入少，也少有財產和人力資本，缺少發展和創收能力，要通過深化户籍制度等綜合配套改革，加快推進人口市民化轉移，拓展低收入羣體的發展機會，讓越來越多的人共享“擴中”成果。
中等收入羣體一頭連着生產，一頭連着消費，既是供給的重要提供者，也是需求的重要創造者；既有較強的消費意願，也有持續的消費能力，是購車買房、休閒旅遊、優質教育醫療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消費的主力軍，是引領消費需求擴大和消費結構升級的中堅力量、穩定力量。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對於應對外部市場萎縮、打造內需主導型的自主增長、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拉動我國經濟結構持續升級十分重要。
世界普遍認為，中國的市場很大，大就大在我們的中等收入羣體。當前，以4億多人的中等收入羣體為基本支撐的中國市場，是全球最強大、最具活力的發展引擎，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隨着中等收入羣體的不斷擴大，並逐漸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未來我國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貢獻必將更為驚人，其影響將更加深遠。要在更大的格局下看待“擴中”、謀劃“擴中”，把現實優勢和潛在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有恆產者有恆心”。先秦時期，滕文公問孟子治理國家之道，孟子回答説，老百姓有了固定的產業、穩定的收入，就有堅定的信念、穩定的思想。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提出：“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政體是最穩定的。”中等收入羣體作為發展的受益者，往往對社會秩序和主流價值的認同感更強，抵抗各種風險的能力也相對較強，更加期待社會穩定、經濟繁榮。這個羣體越是壯大，越能有效防止貧富差距懸殊和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善治，激勵人民羣眾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經濟學中有個“木桶理論”，木桶裝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塊板決定的，有短板就裝不滿水，但木桶底板有漏洞就裝不了水。“擴中”既是為了把收入的短板拉長，也是給社會發展加固底板。奮進在共同富裕的征程上，每個人都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衞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如果沒有較高水平的收入基礎，社會和諧穩定的“底板”就不夠結實。
當前，實現共同富裕已經是看得見桅杆尖頭的航船，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恰如逐漸張滿的船帆，揚起這張迎風而上的巨帆，靠幾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全社會都動起來、加把勁。置身“擴中”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只有參與者、推動者，沒有旁觀者、坐享者，政府、企業、個人、社會都要找準各自的跑道，讓各方潛能從“物理疊加”，變為“化學反應”，點燃“擴中”的強勁發動機。
“擴中”不是一張統考卷，考生不同，拿到的試卷也不一樣，政府、企業、個人、社會都要開動腦筋答好自己的題，考出高分答卷。比如，政府要履行好自己的職能，為“擴中”營造更好的政策環境、法治環境和社會環境。企業要把自身生產經營搞好，為中等收入羣體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和穩定收入來源。個人要加快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提高自身能力，增強創造社會財富的本領。社會要形成“擴中”的良好氛圍，形成中國特色財富倫理價值體系，廣泛倡導先富帶後富、幫後富的理念風尚，讓財富變幸福。
“擴中”等不來、要不來，只有社會發展的“蛋糕”做得越來越大，分到每個人手中的“蛋糕”才可能足夠多。社會總體財富的積累是“擴中”的基本條件，要持續做好居民可支配收入“加”的文章。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佔GDP比重的42%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普遍超過60%，有的甚至高達70%以上。這表明，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空間，高質量發展是實現“擴中”的硬道理。
做大“蛋糕”要靠“眾人拾柴”，讓全社會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無論是促進“收入增長”還是“社會平等”都必須考慮到財政的承受能力。市場主體是創造財富最重要的平台和提供就業崗位最主要的載體，據統計，僅民營企業就解決了我國80%以上的就業人口問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新動能對新增就業的貢獻率達到70%左右。要堅持穩企業與穩就業相統一，推動千千萬萬的市場主體，為億萬家庭提供可靠的就業保障和穩定的收入來源，成為社會財富更加厚實、更可持續的活水源頭。切好“蛋糕”，關鍵要打通三次分配互促的通道，在初次分配“造血”和再分配“供血”基礎上，加強三次分配的微循環“輸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擴中”是社會財富雙向流動的過程，財富流入越多、流出越少，老百姓掙得多、額外負擔少，“擴”得就越快、越好。從現實情況看，已有的中等收入羣體處於門檻附近的比例較高，一旦遇到經濟發展波動或因災因病等不可預見因素，就可能掉隊出列。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要堅持開源與節流並進，防止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另一部分人掉出去。
紮緊防止中等收入羣體財富流失的“籬笆”，重中之重在於強化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的託底功能。要協同推進財税政策、社會保障、慈善制度創新，穩定收入預期，減輕負擔壓力，完善兜底體系。税收越來越成為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性工具，要健全有利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税收政策，探索以家庭收入為基本核算單元的徵税體系。人均房產價值要遠遠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重點放在縮小財產性收入差距上，減輕家庭負擔。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是每個家庭的主要支出，要系統性重塑這方面的政策工具，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完善社會力量發展教育、醫療等准入和激勵制度，支持有意願有能力的企業和社會羣體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合力破解中等收入羣體後顧之憂，讓“擴中”擴得了、留得住。
當前全世界都在看，進入第二個百年的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車可鑑，殷鑑不遠。一些國家之所以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顧時代變化而選擇“躺平”，片面強調高福利最終養“懶漢”，是其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社會攜手跨越，僅憑少數跨過去是實現不了的。正好像團體比賽，不在於第一個撞線的人有多快，關鍵看大多數人能否跑出好成績。
“擴中”不僅是經濟社會運動的過程，也是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培育和風尚塑造。假如以“搬磚”“摸魚”自居，不可能隨隨便便成為被“擴”的對象。與物質財富進入中等收入羣體相比，精神富有進入中等收入羣體更加重要、更為持久。要在全社會廣泛倡導勞動致富、創新致富的富裕觀，積極培育依靠奮鬥實現更高收入的價值觀，大力弘揚綠色簡約生活的文明觀，激勵人們各盡所能邁向中等收入行列，在共同富裕的跑道上開足馬力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