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有數據顯示，韓國未婚的30歲至44歲人羣中，有一半都與父母同居，並且在經濟上也依靠父母，成為啃老的“袋鼠族”。
這是韓國統計廳3月30日發佈的《統計Plus》春季刊顯示的內容。該統計基於2015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針對20歲至44歲未婚男女中，不同年齡層名下持有住房和就業情況進行分析後得出的結果。
從年齡來看，30歲至34歲未婚人口的57.4%、35歲至39歲未婚人口的50.3%以及40歲至44歲未婚人口的44.1%，都在與父母同住。
報道稱，雖然年齡越大的未婚人口與父母同居的比例越低，且遠低於20多歲70%左右的水平，但依然保持着較高比例。也就是説，已經結束學業並應該完成就業、獨立的三四十歲未婚人口，仍有一半選擇與父母一同生活。
從20多歲到40多歲的未婚人口中，與父母同住的“袋鼠族”比例均高於獨自生活的人口比例。30歲至34歲、35歲至39歲和40歲至44歲未婚獨居家庭的比例分別為25.8%、32.7%和38.3%。
“袋鼠族”的選擇也都有自己的理由。分析認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居住成本上升和就業門檻變高。在父母與20歲至44歲未婚成年子女一同生活的家庭中，人們的居住形態大多是有自己的房子(70.7%)，而這一年齡段獨居家庭最常見的居住形態為月租住房(59.3%)，形成了鮮明對比，僅有11.6%的獨居一族有自己的房子。
就業情況也完全相反。在一個人獨居的20歲至44歲未婚人口中，74.6%都有工作，而在與父母同居的同年齡段未婚人口中，就業比例僅57.9%，42.1%的啃老一族沒有上班。這意味着，在與父母同居的20歲至44歲未婚男女中，近半數人口不僅住房不獨立，生活上也要依靠父母。
而這一數字還是以2015年的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研究得出的結果。如果考慮到近幾年房價大幅上漲、加上新冠疫情導致就業渠道變窄，那麼“袋鼠族”的比例很可能已經進一步上升。
嘉泉大學社會福利學教授劉載言(音譯)表示，“就業困難、房價上漲，加上結婚比例下降，未來‘袋鼠族’還會繼續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調查顯示女性對結婚的負面態度比男性更甚。30歲至44歲未婚女性中，只有3.7%認為“一定要結婚”，遠低於有此認識的同一年齡段男性比例(13.9%)。
關於不結婚的理由，男女選擇最多的理由都是“沒有遇到能滿足期待值的人”。不過，從第二大原因開始，男女表現出了明顯差別，女性不結婚的第二大原因是“無法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男性則是“結婚的經濟壓力過大”。
開展這一研究的統計開發院書記員樸時奈(音譯)表示，“比起結婚雙方的意願，韓國特有的結婚文化使得人們更加重視兩個家庭的結合，這就無形中給結婚增加了很多成本”，“青年就業難和居住成本高是導致超低生育率的一大原因”。
延伸閲讀 多國“啃老族”，從年輕“啃”到年老
多數中國人最早知道外國有“啃老族”，應該來源於日本。上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後，該國便出現一大批在家白吃白喝的人。20多年過去了，這些“啃老族”不僅沒有獨立，還變成了“啃老大叔”“啃老大媽”，被戲稱為“啃老先驅”。如今，超過400萬35歲至54歲的日本人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當人們感嘆日本“啃老”問題無解時，西方國家也正發生變化——2018年的一次民調顯示，美國2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有33%與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歐洲國家35歲以下人羣中，這一比例超過40%。歐美家庭成員的生活難道不都是相對獨立的嗎？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傳統認知，同時也在告訴我們，“啃老”已成為全球現象。
日本 子女“願啃”，父母“願被啃”
1997年，日本中央大學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弘為日本“啃老族”發明了一個詞——單身寄生族。20多年過去了，最早的“啃老族”變成了“啃老前輩”，被更多日本年輕人效仿。
《環球時報》記者身邊便有這樣一位“資深啃老族”。時年57歲的野口在其34歲時因公司裁員丟掉工作，接着老婆離他而去。心灰意冷的野口返回老家埼玉縣，與母親一起生活。準確地説，野口平時不是“宅在家”，而是“宅在房間”，飯菜都是由母親送到房間門口。野口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基本來自網絡。這樣的生活不怕被別人指指點點嗎？對於《環球時報》記者的提問，野口説：“外面的評論根本不重要。我們是這個世界上可有可無的人，在社會上活動反而會給更多人造成麻煩，不如隱居在家。”
野口的母親洋子八十多歲，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女兒結婚後搬了出去，家裏只有她和兒子。去年夏天，洋子在外不小心摔倒造成骨折。在醫院治療期間，她還專門託人去她家照顧兒子。出院後，行動不便的洋子照樣照顧兒子的飲食起居。
隨着年齡增長，洋子越來越擔心：“如果我死了，兒子怎麼辦？”她開始利用一切關係為兒子找工作，還讓女兒幫忙寫求職書，甚至在學歷、特長上“摻水”。一些朋友與社區工作人員告訴洋子，這些事應該讓野口自己做，她不以為然道：“我兒子只是性格比較細膩、感性，不太願意與人接觸。是我自己願意養着他，不關他的事。”
像野口這樣的“啃老族”，在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羣體。日本內閣6月公佈的數據顯示，不工作、不上學或不參加任何培訓活動的人超過116萬，約佔日本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2%，其中，40歲至54歲年齡段有45萬人。35歲至54歲人羣中，與父母居住在一起的人超過400萬。
如果年邁的父母不在了，這些“中年啃老族”應該怎麼辦？“基本不用擔心這個問題。”長期對“啃老族”進行輔導工作的志願者黑田告訴記者：“我也常常這樣問50多歲的‘啃老族’，但他們往往會很奇怪地看着我説，‘國家不是有低保嗎？’而且，日本是儲蓄大國，很多老人省吃儉用，去世後留下大筆資產，足夠養活子女好多年。此外，有些人甚至會隱瞞父母死亡的消息來繼續領取他們的養老金。當相關工作人員上門探訪時，這些人便謊稱父母外出走親戚，或者聘請其他老人來冒充。而很多工作人員也只是走走形式，根本不認真做調查。”
對於“啃老”問題，日本政府與社會難以找到對策。由於人口結構已經嚴重老齡化，日本大多數選票掌握在老年人手中。如果政府出台對“啃老族”不利的政策，愛子心切的老年人説不定會用選票來表達不滿。更何況在大多數人看來，“啃老”只是家務事，一個“願啃”一個“願被啃”，與其他人沒有什麼關係。
美國 “我這麼做是明智的，可以為將來做打算”
“每個人都應該有獨立的生活。我們三代人常年生活在一起會互相影響，這樣並不好。”71歲的道森太太談起他的兒子，不禁搖了搖頭。
道森夫婦在美國馬里蘭州首府所在地安納波利斯的海邊經營一家餐館。年輕時，夫妻二人是當地漁民，結婚後，他們將自己住房的一樓改造成餐館，經營至今。這裏的海鮮口味十分不錯，《環球時報》記者經常去，時間久了便與他們熟悉起來。“我們老了，想退休了。”在一次交談中，道森太太這樣説。記者以為，他們會賣掉餐館住進老年公寓或養老中心，就像大多數美國老人一樣。但道森太太説，如果賣了，大兒子一家就沒地方住了。這個大兒子也曾出去闖蕩過，但30歲時又重新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之後還成了家，並且生了一兒一女。如今，大兒子夫婦負責在後堂打理餐廳事務，孫子孫女完成高中學業之餘，承擔服務員的工作。“我們去世後可以將餐館作為遺產給大兒子。問題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養老。”道森太太不住地嘆氣。
道森太太的兒子是記者身邊年齡較長的美國“啃老族”。事實上，“歸巢”現象在美國年輕羣體中也十分普遍。根據美國皮尤中心的調查，2016年，美國2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有33%與其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該數據創下新高，幾乎是1970年的3倍。
“我這麼做是明智的，可以在省房租的情況下為將來的事業與生活做打算。”27歲的安妮·卡斯納茲這樣解釋她為何與母親住在一起。為償還學生貸款，卡斯納茲大學畢業後做過一系列工作：在一家快要倒閉的紙媒賣廣告，在一家超市做裝袋工，在酒吧當服務員。但她後來發現，每一份工作只不過是讓她“從一個經濟窘境陷入另外一個”。後來她回到家，想要聚焦於一些“長期目標”。然而4年過去了，卡斯納茲仍舊一事無成。“所有人都告訴我，做點什麼吧，”她説，“但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與卡斯納茲不一樣，30歲的傑奎琳·布比恩回到父母家，是為了“保住”她的工作。夢想成為電影導演的布比恩獲得了一份音樂視頻導演工作，她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問題在於工資太低，無法維持生活。為了追求事業，只能回家。
為何美國年輕一代“啃老族”陡然增多？美國《紐約時報》分析稱，因為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美國年輕人經歷了“不幸的經濟發展趨勢”，他們大學畢業時正值房地產和金融體系遭受經濟危機，導致他們負的債比以往畢業生都多。2014年，近45%的25歲年輕人有未償還的貸款，平均數額超過2萬美元。2014年左右畢業的大學生，半數以上失業或者不充分就業。
巴西 “經濟不景氣，我也沒辦法”
“對於羅德里戈，我真是非常非常頭痛。”一向開朗愛笑的塞爾吉奧與《環球時報》記者談起他的小兒子時止不住地嘆氣。這位年過70歲的巴西老漢不停地用手指揉搓太陽穴，似乎是想揉去煩惱。
塞爾吉奧年輕時在通信公司工作，收入頗豐，現居住在里約熱內盧的巴哈區，是這個國家中產階層的縮影。大兒子供職於巴西石油公司，二兒子是公務員，子女很少讓他操心，直到三兒子羅德里戈畢業。羅德里戈曾在里約熱內盧一所私立大學學習工商管理，十分不巧的是，畢業那年正趕上了巴西嚴重的經濟危機。自2015年以來，羅德里戈一直在家“啃老”。他將目前的窘境歸結於社會背景：“現在經濟不景氣，各行各業都在裁員，我所知道的‘啃老族’不在少數，真是沒有辦法。我準備繼續讀書，充實自己的簡歷。”
羅德里戈並不十分在意自己“啃老”的現狀，這一點讓他父親十分憂慮。“為了幫兒子找到工作我想盡一切辦法，動用關係，都沒有結果，我自己也很內疚。但現在羅德里戈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他沒有那種必須找到工作的決心，甚至放棄找工作，真的讓我很痛心，而且有時候説多了也不好。”塞爾吉奧告訴記者，“羅德里戈曾跟我説工作也可以找到，但是收入太低了。我心想，能找到工作保持與外界溝通的狀態也不錯，何必在乎工資高低呢。”即便如此，塞爾吉奧坦言，兒子在家“啃老”的日子沒有給家庭氛圍帶來太多負面影響。
像羅德里戈這樣的青年在巴西還有很多。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巴西15歲到29歲年齡段的青年共有4850萬，其中既沒有工作也沒有在校學習或參加技術、職業培訓的“雙無”羣體有1120萬，約佔該年齡段青年總數的23%。
2015年至2016年，巴西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就業市場遭受重創。該國雖然2017年重回經濟增長軌道，但正規就業崗位數繼續呈現負增長，失業人口創近5年新高。國際勞工組織公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底，近30%的巴西青年沒有工作，這一比例相當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近27年來的最高值。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研究院學者布魯諾·奧托尼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雙無”羣體數量長期增長將給巴西經濟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為不僅國家未能充分利用年輕人的生產力，同時這些人在未來將更加難有作為，因為他們掌握的知識將變得愈發過時。
專家對於在短期內扭轉“雙無”羣體增長的局面持悲觀態度：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當前巴西政府仍面臨不小的財政危機，可能無法給“雙無”羣體提供更多的資金。奧托尼認為：“必須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以便國家能夠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改善這一羣體的生活，同時為私營部門創造空間以幫助他們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學校。或者通過建立臨時工中介機制，幫助年輕人從無業向就業過渡。”
德國 年輕人的“青春期”延長了
21歲的本尼是慕尼黑大學機械工程專業學生，每天在學校完成學習任務後，他開車40分鐘左右，回到35公里外的小城格隆，回到他的父母家。
“兩年前高中畢業後，我曾經試着找公寓。但後來我放棄了出去住的想法，一是房租太貴，二是合租公寓並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本尼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家裏不同，這裏很乾淨，冰箱永遠滿滿當當，媽媽每天都為他準備飯菜。“我每週也都會做家務，幫忙修修草坪。在家裏我能享受生活，也能安心學習。”本尼告訴記者，他的女友和很多朋友也都是與父母住在一起。
本尼的母親克勞迪婭是一名公務員。她告訴記者，自己18歲上大學時搬出父母家，而她丈夫在16歲時就獨立了。“時代不同了，我們會給孩子更多時間。如果硬要本尼搬出家，我們也擔心會對他的心理造成打擊。”克勞迪婭説。
“以前，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後就從父母家搬出去了。但是近十多年來，德國社會發生了顯著變化。”德國漢堡大學青少年研究學者馬努拉·海因茨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德國年輕人的“青春期”延長了，他們的“自我發現”階段持續需要更長時間，在此期間，他們更想待在家裏尋找未來的方向。
海因茨説，經濟也是重要因素，在慕尼黑、漢堡等大城市，一套6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租為每月800歐元左右。對學生、剛進入職場或根本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來説，房租太貴了。
在德國，“啃老族”被稱為“媽媽酒店”(Hotel Mama)。德國聯邦統計局2016年的數據顯示，約62%年齡介於18歲到24歲的年輕人選擇不離家。25歲人羣中，仍然有1/3待在家中。
不過，柏林家庭諮詢專家克里斯蒂娜·林德爾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現象。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許多父母也樂在其中，因為這意味着為家庭成員構築了一個安全網，告訴他們“一直有人在你身邊”。
事實上，即便搬出家，大部分德國年輕人也會選擇距離父母家不遠的住所。一項調查顯示，3/4的德國年輕人的住所距離父母家不超過2個小時。
“這是一個歐洲問題。”德新社5月的一篇報道稱，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該地區35歲以下與父母住在一起的羣體的比例達到40%以上。還有很多人是搬出去又回家的“歸巢者”，他們的平均年齡為36歲。
來源：北晚新視覺綜合中新網、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