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特朗普政府沒有一天不發表針對中國的強硬聲明。而發表聲明最為聲色俱厲的莫過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19日，他在哥本哈根民主峯會上發表了講話，這是由民主政體聯盟搭建的平台。蓬佩奧説，中國已經成了一個“流氓角色”，歐洲人必須加入美國的大聯盟來對付它。蓬佩奧説：“我親眼見識過暴政。在我先前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和現在擔任美利堅合眾國國務卿期間，我與各種專制政權打過交道。你們不是要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間做出選擇。
這些舊冷戰語言，有關自由和威權的陳詞濫調，曾被美國國務院用來譴責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自由”一詞的背後隱藏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比如美國是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國家，也是全球血腥戰爭的主要煽風點火者。而這些事實已被棄之不顧。蓬佩奧甚至可以讓中情局建立西方反華的基本“自由”。他在哥本哈根峯會上説的這番話並沒有令任何人感到震驚。
要是在早些時候，中國就會無視這些聲明。但現在不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稱蓬佩奧有關中國和新冠疫情的聲明是“毫無根據的”，他指責蓬佩奧對公眾撒謊。中國駐智利大使徐步直言不諱地批評蓬佩奧和美國試圖在拉美地區散佈反華言論。在智利《三點鐘報》上，徐步稱蓬佩奧是個“騙子”。汪文斌和徐步異口同聲譴責蓬佩奧撒謊暗示了北京的新態度。在外交圈，這些話可都是重話。從智利到伊朗，中國的外交官一直在試圖向這些國家説明中國積極致力於使本國與其它國家互利共贏。他們説，這是與美國做法截然相反的，美國的做法是要達成對跨國公司有利而非對世界其它國家有利的協議。
事態迅速升級。7月底，美國通知中國外交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必須在幾天內關閉。至於關閉該領事館的具體原因則無可奉告，只是籠統地説，中國對美企業開展間諜活動，關閉領事館是美國政府反擊行動的一部分。中國外交部稱此舉是“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發起的政治挑釁，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
在這些外交爭端發生之前，蓬佩奧就發表過強硬聲明，稱美國將在整個南中國海區域與中國展開較量。這已經是美國延續幾十年的政策，但僅僅是以如此唐突的方式聲明這一點，以及在該地區部署美國兩艘航母“尼米茲”號和“羅納德•里根”號，就大大增加了風險。作為回應，中國派軍登上西沙羣島的兩個島進行實彈演習。中國政府表示，此舉在於回應美國的干預行動，美國的干預“是南海軍事化的真正推手”。
在這場言辭交鋒中，美國準時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來威脅中國：指控中國的工業間諜行為、操縱匯率行為、有關新冠疫情的行為、關於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權的行為。每一個問題如果單獨提出都並不嚴重，但所有問題加在一起就打造出了一幅中國要麼危險要麼不可靠的形象，隨着言辭變得更加激烈，唯一的出路就只剩下必須更換中國政府。毫無疑問，美國自1949年以來執行的對華政策，其潛在目的都是推翻北京的共產黨政府。毫無疑問，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訪華與中國重修舊好，不過是美國在冷戰時期要在敵方陣營中打下一個楔子，並非真心與中國政府達成和解。另外毫無疑問的是，當前中美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並不僅僅是由於操縱匯率或香港問題引起的，而是美國企圖破壞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和改變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
一觸即發
4月1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對國會表示，他希望國會向其撥款200億美元以便其建立一條強大的軍事警戒線，這條警戒線將從加利福尼亞直達日本，再一直延伸到亞洲的環太平洋地區。他在題為“奪回優勢”的提案中指出，“我們面臨着大國競爭的新威脅 …… 如果沒有有效和令人信服的常規威懾力量，中國和俄羅斯將有勇氣在該地區採取行動，從而排擠美國利益”。
2019年1月，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帕特里克•沙納漢告訴美國軍方官員，問題是“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一直是特朗普所有國防部長候選人關注的焦點，無論是沙納漢還是現任部長馬克•埃斯珀。埃斯珀不指責中國就不會説話。他告訴意大利《斯坦帕報》説，中國利用新冠疫情危機，通過華為等“惡意”勢力和向意大利提供援助等方式來提升自己的優勢。就特朗普和埃斯珀而言，全副武裝的美國將遏制中國和更小範圍內的俄羅斯。
對中國有利的導彈缺口
參議員湯姆•科頓強推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對本國有利的導彈缺口。2018年3月，科頓向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將詢問有關中國導彈的問題。哈里斯對國會説：“我們相對於今日中國處於劣勢，因為中國擁有能威脅到我國西太平洋基地和艦船的陸基彈道導彈。”為了彌補這一劣勢，哈里斯建議美國退出《中程核力量條約》，2019年初特朗普果然退出了此條約。2019年8月，美國試射了一枚中程導彈，表明其在退出該條約之前就有研發中程彈道導彈的意圖。
2019年3月，科頓前往美國傳統基金會並表示，美國應開始生產中程彈道導彈並將其部署到美國關島及盟國，這些導彈應該能直接威脅到中國。“北京已經儲備了數千枚導彈，這些導彈可以襲擊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盟國、基地、船隻和我們的公民，”科頓以他慣常的誇張語氣説道。誇大其詞對像科頓這樣的人很重要。對他們來説，散佈恐懼是推行政策的方式，擺出事實則不那麼方便。
2018年11月，在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前，戴維森上將在華盛頓的一個智庫發表了名為“中國力量”的講話。2015年，戴維森提到他的前任哈里斯曾開玩笑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沿海的島嶼是一圈“沙土長城”。現在他説這些沙土長城已經變成了“薩姆長城”，薩姆指的是中國地對空導彈。來自軍方的戴維森和來自政界的科頓開始反覆表示，中國擁有“導彈缺口”這樣的軍事優勢，一個無須認真調查的生造概念。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軍事力量。今年4月，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現，美國的軍事預算比前一年增長了5.3%，達到7320億美元，美國軍費一年增長的數額就等於德國所有的軍費預算。與此同時，中國軍費達到2610億美元，較去年增長5.1%。美國擁有6185枚核彈頭，而中國有290枚。現在全世界只有五個國家擁有可以攻擊全球的導彈：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和法國。就洲際武器或空中力量而言，中國相對於美國顯然不佔優勢。
對比一下武器庫就可知道美國擁有更強大的武力，可以在任何一場武裝衝突中給予包括中國在內的對手以重創，但美國明白，它可以炸燬一個國家，但它不能征服所有國家。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美國的盟國現在已開始推行他們自己的前進政策：日本表示將制定“先發制人”的方針。還有印度一直積極參加美國在印度洋舉行的海軍演習。
戴維森上將在4月份的報告中呼籲“前置部署的、輪流駐紮的多兵種合成部隊”是“向潛在對手展示美國承諾和決心的最可信方式”。美國印太司令部的意思是，與其擁有一個易受攻擊的固定基地，不如美國將其轟炸機飛到印度 – 太平洋網絡盟國以及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基地裏；他認為，轟炸機將在這些地方得到更好的保護。中國仍將受到威脅，但中國的導彈在理論上將更難威脅到美國移動的裝備。
戴維森報告具有驚人的科幻性質。美國希望在環太平洋地區建立“生存性極強的精確打擊網絡”，包括在帕勞、夏威夷和太空部署各種導彈和雷達。他索要大量資金來發展一支本已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此外，美國還致力於發展反太空武器、自主武器、滑翔飛行器、高超音速導彈和攻擊性網絡武器，所有這些武器都是為了打破導彈防禦系統並壓制對手。這種發展形勢預示着一場新的軍備競賽近在眼前，這場軍備競賽將代價高昂，並進一步顛覆世界秩序。
特朗普的貿易戰一直在搖擺不定，一面公然聲稱要將中國從全球供應鏈中剔除出去並制裁中國共產黨黨員，一面又對中國製造和中國作為全球產品和信貸提供者的角色表示寬容。現實令人難以接受，貿易戰本身似乎是建立在巨大的虛幻基礎之上。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税，其前提假設是這些商品中沒有美國成分，而且還須假設這些商品不是為美國跨國公司生產的；特朗普的貿易戰無疑挫傷了中國的商品出口，但也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對中國貿易採取“焦土政策”的基礎根本就不存在。
例如，作為美國忠實盟友的澳大利亞，因為其與中國進行貿易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本國經濟因新冠疫情而陷入衰退。澳大利亞資源部長基思•皮特在7月底表示，“資源一直是照亮澳大利亞經濟的一道光。資源行業設法留住了所有從業人員並讓他們有活幹，這直接涉及到超過240000個工作崗位。具體以鐵礦石為例，2019-2020年間，中國62%的進口鐵礦石來自澳大利亞。”中澳貿易戰的任何升級都將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造成致命傷害。
印度已決定封禁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序，但這些中國應用程序佔據了印度應用程序市場很大一塊份額，印度人發現根本不可能用他國程序來代替這些中國程序，於是大量山寨程序又重新出現佔領了印度人的手機。在短期或中期內，像美國那樣妄圖將中國從全球供應鏈中剔除出去是不可能實現的。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高度依賴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無論是開採原材料，還是生產高科技產品；在新冠疫情重創經濟的當下，想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生產轉移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5G技術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為跨國公司提供工人是一回事。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科技產品製造者則是另一回事。這就是為什麼硅谷會推動美國政府追殺華為的原因。下一代高速無線技術5G目前由華為主導，瑞典的愛立信和芬蘭的諾基亞則被遠遠落在後面。在5G技術方面，沒有一家美國公司能追得上這三家公司。
2019年4月，美國政府下轄的國防創新委員會發布報告指出：“5G領導者有望在未來10年獲得數千億美元的收入，無線技術行業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5G也有可能徹底改變其他行業，因為像自動駕駛汽車這樣的技術將從更快速、更大量的數據傳輸中受益良多。5G還將通過增大多個設備之間的數據流量和速度來增強物聯網，甚至5G可能在未來取代許多家庭依賴的光纖主幹網。擁有5G的國家將擁有許多這樣的創新，併為世界其他國家制定技術標準。基於以下原因，那個國家目前不太可能是美國。”由於美國公司無法生產華為和其他公司當下正在生產的設備，所以5G網絡服務只覆蓋到11.6%的美國人口。沒有跡象表明AT&T;和Verizon能夠以足夠快的速度製造出新技術系統所需的那種信號發射機。
美國電信公司的衰落可直接歸因於《1996年電信法》放鬆了對電信行業的管制。許多公司都開始努力爭取市場份額，不同的移動通信標準和不同配置的運營商套餐使得消費者很難更換公司。市場的支離破碎意味着沒有公司會對下一代通信標準進行必要的投資。這意味着美國公司在發展下一代通信技術時會處於極度劣勢地位。
華為和歐洲公司的快速進步威脅着美國的技術公司和美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裏，美國的科技公司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投資者，是帶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如果這些公司無力迎戰華為等公司，那美國經濟就將變得軟弱無力。特朗普向華為開刀並不像表面看上去那麼不理性。他的政府和前幾屆政府一樣，都在施加儘可能大的政治壓力來限制中國科技發展。指控中國盜竊知識產權以及中國科技公司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就是為了喝阻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這些指責無疑抹黑了華為品牌，但不太可能摧毀華為在全球擴張業務的能力。
對華為的攻擊，再加上英國政府同意美國意見不再使用華為產品，構成了中國焦慮的中心議題。世界貿易組織主席候選人、墨西哥人赫蘇斯•塞亞德表示，他希望借職務之便來緩解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希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以便解決美中貿易緊張局勢”。但他沒有抓到重點。這種緊張關係並不是因為缺乏爭端解決機制造成的，因為美中兩國已多次展開對話討論分歧。問題是正如美國所承認的，中國技術的快速進步是對美國技術優勢的跨時代威脅，技術優勢在過去幾十年一直是美國的主要優勢。正是為了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美國動用了各種手段，既施加外交壓力又施加軍事壓力，但這些手段似乎都沒有奏效。目前，中國的態度很堅決。它不願意讓步自毀其技術成果。除非承認現實，否則任何解決辦法都是不可能的：中國在工藝技術領域，即使不比西方先進，也與之相當，而且這種技術進步是無法通過戰爭來扭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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