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以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一直對以色列的立場表示不滿。圖為2月25日澤連斯基發表講話的視頻畫面。圖/新華社
俄烏軍事衝突陷入膠着狀態，各方消息不斷。3月23日、24日，歐美媒體先後披露，以色列政府阻止了烏克蘭購買該國NSO集團所開發“飛馬”間諜軟件的努力，以免惹怒俄羅斯，烏方高級情報官員則對以方的這一決定感到困惑。
事實上，自2月24日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以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一直批評以色列的立場。當地時間3月20日，澤連斯基通過視頻連線向以色列議會發表講話時，更是直接質疑以色列為什麼沒有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對此，《以色列時報》指出，以色列總理貝內特斡旋於澤連斯基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便於分別展開對話，是試圖利用以色列與兩國的關係來幫助調停戰爭、結束戰爭之舉。
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圖/新華社
“飛馬”一直被攔在烏克蘭門外
3月23日，率先報道此事的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稱，早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烏克蘭就試圖購買NSO集團的“飛馬”對付俄羅斯，但以色列政府拒絕核發出口許可證。
《紐約時報》報道指出，2018年，另一個和俄羅斯關係緊張的東歐國家愛沙尼亞，同樣試圖購買“飛馬”，甚至已經為此支付了3000萬美元訂金。結果，以色列政府不僅取消了本已核發的出口許可證，還要求NSO在“飛馬”中添加“後門”，以阻止愛沙尼亞用之對付任何俄羅斯手機號碼。
英國《衞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則宣佈其針對NSO的“聯合調查”結果，稱至少自2019年起，烏克蘭嘗試購買“飛馬”的努力就被以色列政府阻攔。
“飛馬”主要被用於監控、竊聽目標人士所使用的智能手機。據稱，“飛馬”一旦“入侵”目標手機成功，就能完全監控其全部聯繫人資料、訪問信息，攔截電話，甚至能控制手機開關，並將其用於遠程監聽。
幾個月前，美國商務部將NSO列入黑名單，宣佈禁止其應用一些維護和升級“飛馬”至關重要的美國技術。
對此，NSO宣稱，自己“繼續遭受了不準確媒體報道的傷害，這些報道是基於傳聞、政治影射和不實之詞作出的”。但NSO同時又含糊其詞地承認，“飛馬”的出口“受到2007年以色列《國防出口控制法》的監督和限制”。
以色列國防部3月22日發佈聲明稱，“有關出口管制的政策決定考慮到安全和戰略，其中包括遵守國際安排，以色列僅向政府實體提供網絡產品，用於合法使用，並僅允許用於預防和調查犯罪或反恐目的”。聲明並未解釋烏克蘭這一“政府實體”的求購，因何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和戰略”要求。
在2021年的巴以衝突中，以色列南部的“鐵穹”系統發射攔截彈（左）攔截來自加沙地帶的火箭彈攻擊。圖/新華社
以色列社會和俄羅斯淵源頗深
實際上，自2月24日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以來，身為美國最親密盟友之一的以色列就一直態度“曖昧”：不僅烏克蘭購買“飛馬”被拒，其獲得以色列“鐵穹”防空系統的要求也被回絕。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對制裁、譴責俄羅斯的“聯動”始終心不在焉，含糊應付，還曾通過媒體透露出希望烏克蘭接受俄方條件“換取和平”的意思。
連日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斷在各國議會發表視頻演講，取得了極好的公關和求援效果，唯獨在以色列議會的演講遭到相當程度冷遇。澤連斯基甚至試圖以二戰時烏克蘭猶太人的遭遇喚起以色列政要的“共情”，也無濟於事。可見，“飛馬”被攔在烏克蘭國門之外，並非孤立事件。
澤連斯基本人是猶太人，又祭出“二戰共情”的法寶，何以以色列如此“不買賬”？
首先是因為，“共情”效果在以色列特殊“氣場”並不好使。在許多以色列猶太人社團心目中，很難認同“烏克蘭和猶太人一樣都是納粹主義受害者”的類比——雖然在當前氛圍下他們不便公開這樣説出口。
而以色列社會和俄羅斯淵源頗深。眾所周知，以色列是一個基於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的移民國家，絕大多數以色列國民都是二戰後從世界各地，尤其歐洲各國遷徙來的猶太人，而來自前蘇聯各地的猶太人數量大、影響力強，甚至在當代以色列社會影響深遠的“基布茲”集體農莊，也借鑑了前蘇聯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組織模式。
因此，即便在陣壘分明的冷戰時期，以色列和前蘇聯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也始終保持着獨特的合作和聯絡“暗道”。冷戰結束後，以色列更成為俄羅斯獲得敏感尖端技術和海外投資的重要“窗口”之一。
此外，以色列貝內特內閣是由多個政治色彩、譜系和立場迥異的小黨組成的聯合政府。且這個多黨拼湊的聯合政府在議會中的議席優勢也僅有區區1席，很難在高度敏感的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只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而在外界看來，以色列還有諸多自身的利益需要俄羅斯官方配合。如希望俄方在伊朗核協議維也納回合談判中拖延進程，阻止伊朗擺脱制裁和石油禁運，以及希望俄羅斯提供“各種方便”，好讓以色列繼續針對敍利亞境內目標打擊。
當地時間3月2日，在聯合國大會第11屆緊急特別會議就烏克蘭問題決議草案進行的表決中，以色列投了贊成票。圖/新華社
以色列政府希望“特立獨行”
具體到“飛馬”間諜軟件，由於美國政府對其印象惡劣，其命運更可能是和NSO一起被進一步“妖魔化”，並排擠出現有市場，而非被迫出口給烏克蘭。
烏克蘭方面的回應，也耐人尋味。本身是著名“IT人”、負責烏克蘭數字技術推廣的副總理費多羅夫稱，以色列政府“目前未參與任何有關進攻性技術的討論或協助”，但“我們正和許多以色列公司洽談”。其對以色列政府的不滿，也溢於言表。
但是，從整個以色列-俄羅斯-烏克蘭三角關係看，以色列終究是國際政治 “大氣場”中的一個小舞台。“大氣場”下，同情烏克蘭的氛圍越來越濃、壓力越來越大。在此情況下，以色列貝內特政府恐不得不緩慢但日漸鮮明地向美國立場靠攏。
3月2日，以色列政府在聯合國大會烏克蘭問題決議草案表決中投了贊成票。有消息稱，貝內特本打算投棄權票，卻在美國壓力下最後關頭改變了主意。
3月18日，帶有以色列和猶太背景的著名慈善機構——創世紀基金會，宣佈其3名公認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密切的董事辭職。此前，該基金會董事長加津始終保持着和俄官方的密切合作關係。
3月20日，澤連斯基在以色列國會的演講雖然“感染力弱化”，卻仍有內閣部長亨德爾等多位要員隨即發表了傾向烏克蘭的公開評論。這也是以色列貝內特內閣成員迄今發表的最接近烏方立場的公開言論。
儘管以色列政府仍希望在烏克蘭危機這個敏感問題上“特立獨行”，但最終其立場如何仍然值得觀察。
新京報特約撰稿人 |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 | 何睿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