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建交40多年來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和心態始終是一個有跡可循的線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穩步並且顯著提高，美國最初忽視了這一點，但隨着中國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尤其是在美國遭受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之後，美國政府再也無法將中國置於其政策的次要位置。
美國2011年提出“重返亞太”以及後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2017年進一步發展成為“印太戰略”。無論名字如何變遷，本質上都是針對中國，都是為牽制或遏制中國發展。
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正試圖按照意識形態重新定義與中國的關係。這是因為西方不接受或仍然對一個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感到不安。這裏的“西方”是指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本質上講，它不是基於歷史或種族的國家集團，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標籤，因為它包括像日本這樣的國家。總的來説，它們視中國為意識形態的“他者”，並試圖通過貶低和削弱中國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觀更優越。
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並提出從“重返亞太”到現在“印太戰略”的部分理由，就是美國一些政治精英口中的應對中國軍事崛起。而這所謂的“軍事崛起”，實際只是伴隨經濟和國家的發展而相應提高的軍事能力。
一些西方國家習慣了一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中國，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從經濟、技術進步到社會發展、軍事實力增強等各個方面的影響力增強感到“不舒服、不適應”。但從世界歷史發展及當前國際體系演變趨勢來看，中國適度發展軍事力量不僅有其內在邏輯而且十分必要。
世界全球化程度越高，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就越大。這包括海上航道安全，以及人、財、物免受恐怖主義威脅。大國必須擔負提供這種全球公共服務的責任，這樣包括它們自己在內的所有國家都能受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理應成為一個能夠提供全球公共服務的負責任大國。
國際上對中國軍力的發展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西方國家根據自身經驗和邏輯，將“國強必霸”的帽子扣到中國頭上，誇大其詞、故意渲染中國軍力，認為中國軍力發展必然導致對外擴張。另一種是出於各種原因難以接受中國的崛起和軍力發展。它們尋找一切機會宣揚“來自中國的威脅”，並鼓動進行破壞性對抗的政治意願。
可以預見，這兩種情況在一定時期內還將繼續存在，我們不能奢望整個國際社會都對中國綜合實力也包括軍力的發展叫好甚至感到欣喜。
現實情況是，中國的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巨大差距。指責中國在國際上構成所謂“威脅”的聲音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軍費支出佔GDP的比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與美國也差距甚大。西方沒有理由擔心中國的軍力發展。
中國永遠不會尋求挑戰西方，也不希望世界因意識形態而分裂。中國無意事實上也無法取代美國在全球的重要作用，美國也無法阻止或扼殺中國的發展。因此，中美共存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宿命，不論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選擇，只能接受和麪對。
在我們擁有能夠毀滅全人類而且技術越來越精湛的核武器的今天，老牌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爆發以阻止對方崛起或試圖消滅對方為目的的全面戰爭是難以想象的。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全球化的世界裏，即使是一場重大的非核戰爭，對每個國家甚至旁觀者來説都是一場災難。
因此，中美需要從歷史中汲取如何相處的教訓，設法為雙邊關係劃定一個底線或制定共同行為準則。必須確保無論兩者之間的競爭變得多麼激烈，都不會再次發生大的悲劇。為此，美國應該尊重中國基於自己獨特道路的社會制度和主權、安全、發展的合理利益訴求。同時，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應該進一步學會如何成為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同時認識到，隨着其全球地位的變化，中國也需要調整自身的國際姿態。
中美兩國可以競爭，但不應僅以此來定義兩國關係。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的短暫歷史告誡我們，“合作與包容”而非“競爭與對抗”才是中美交往的應有之道。現在需要兩國拿出真正的智慧，為中美和整個世界的發展確定前進道路。（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