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袁明:悼念傅高義先生

由 公冶爾藍 發佈於 綜合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袁明

傅高義先生的突然離世,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前他一直在與王緝思教授聯繫,希望中美兩國的學者,能夠在中美關係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呼籲中美兩國加強合作,妥善處理分歧。為此他還起草了一份倡議書。這是他留下的一份遺願,也是留給我們的一份作業。

我初識傅高義先生,是在1983年深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項子明先生應邀訪問哈佛大學,我擔任陪同翻譯。當時正值中美兩國人文交流中斷多年後又一次蓄勢待發,哈佛大學非常重視,專門在項子明先生到達那一天掛出了中國國旗。北大已故的丁石孫校長當時也正在哈佛做訪問學者。他在回憶錄中也專門提及這件事。

訪問的日程排的很滿。在拜訪了資深中國研究人士費正清先生(John K. Fairbank)以後,我們被告知要臨時再加一場會見。傅高義先生在他的家裏接待我們。他張開雙臂,連連用中文説“歡迎、歡迎。”當時他的中文還很不熟練,但是他那真誠的微笑卻代替了所有的語言。

這次見面成為我們37年友誼與合作的開始。

個人的合作離不開時代。同時,兩國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也始終承擔着先驅的使命。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合作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一旦時機成熟,知識能量可以在跨文化的環境中集聚迸發,這對推動社會前進、促進人類文明發展,意義重大。

傅高義先生對兩國人文交流所做的巨大貢獻,可以寫成一本書。本文篇幅受限,我僅舉其中一點例子。

1998年春天,傅高義先生應邀來參加北京大學百年慶典。我們討論了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他向我提出醖釀很久的一個合作研究計劃,即以1972—1989這一時段為例,做一個歷史學、政治學的跨學科研究,評估一下在歷史洪流中,中、美、日三國如何努力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局面。這就是後來的“哈-北-東”項目。“哈”即哈佛,“北”指北大,“東”是東京大學。我和東京大學的田中明彥教授配合傅高義先生,組織了1999年在東京、2000年在哈佛的兩次學術討論會,並在2002年出版了“中美日關係 1972--1989”一書。在該書序言中,傅高義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合作模式在經歷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動盪不安後,還有多少被保留了下來?沒有了1972-1992年的特殊條件,當時那種積極合作的精神還能不能在新的世紀裏發揚光大?”

2001年初,美國小布什政府上台。華盛頓政治中出現了不少針對中國的“新保守主義”雜音。為了及時溝通情況,促進了解,儘量多做正向努力,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組織了一個陣容強大的訪華團,基辛格、佩裏、芮效儉、傅高義、李侃如、蘭普頓等等都參加了。訪華團除了見到了中國領導人之外,還特地來到北京大學,與北大青年學生舉行了兩個半小時的座談。傅高義在評論美國的公眾輿論對華態度時指出:“對於我們在歷史上打交道不多的國家,美國公眾是特別容易走極端的,非常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向另外一個極端。這在對華關係中體現得特別明顯。”

傅高義先生以一己一生的努力,來糾正這種偏離。正如他在畢10年之功寫出“鄧小平時代”中所説:“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

傅高義先生博學、睿智、通達、包容。他的跨文化能力,包括語言能力,都非常人所及。有時我甚至會覺得他有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家們的品格特徵,那是人類精神的某種遺傳。同時他也有一種中國的“古君子之風”:謙虛、好學、樂於幫扶、善待友人。

2015年,傅高義85歲了。深秋季節,他又一次來到中國,為他的兩本新書收集資料。在一次去西南地區旅行途中,舊疾發作,他不得不到當地一個基層醫院就醫。回到北京之後他才告訴我那一段殊不尋常的經歷。為了減少為他診治的中國年輕醫生的顧慮和壓力,他打開手機上了“百度”,和醫生們一起查資料,討論病情,做手術前的準備。他這樣説:“我信任他們。”信任,他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相托。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何等基本,又何等珍貴。傅高義先生留下的這份精神遺產,以全部生命寫就,並將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繼續鼓勵我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