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袁明
傅高義先生的突然離世，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前他一直在與王緝思教授聯繫，希望中美兩國的學者，能夠在中美關係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呼籲中美兩國加強合作，妥善處理分歧。為此他還起草了一份倡議書。這是他留下的一份遺願，也是留給我們的一份作業。
我初識傅高義先生，是在1983年深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項子明先生應邀訪問哈佛大學，我擔任陪同翻譯。當時正值中美兩國人文交流中斷多年後又一次蓄勢待發，哈佛大學非常重視，專門在項子明先生到達那一天掛出了中國國旗。北大已故的丁石孫校長當時也正在哈佛做訪問學者。他在回憶錄中也專門提及這件事。
訪問的日程排的很滿。在拜訪了資深中國研究人士費正清先生（John K. Fairbank）以後，我們被告知要臨時再加一場會見。傅高義先生在他的家裏接待我們。他張開雙臂，連連用中文説“歡迎、歡迎。”當時他的中文還很不熟練，但是他那真誠的微笑卻代替了所有的語言。
這次見面成為我們37年友誼與合作的開始。
個人的合作離不開時代。同時，兩國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也始終承擔着先驅的使命。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合作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一旦時機成熟，知識能量可以在跨文化的環境中集聚迸發，這對推動社會前進、促進人類文明發展，意義重大。
傅高義先生對兩國人文交流所做的巨大貢獻，可以寫成一本書。本文篇幅受限，我僅舉其中一點例子。
1998年春天，傅高義先生應邀來參加北京大學百年慶典。我們討論了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他向我提出醖釀很久的一個合作研究計劃，即以1972—1989這一時段為例，做一個歷史學、政治學的跨學科研究，評估一下在歷史洪流中，中、美、日三國如何努力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局面。這就是後來的“哈-北-東”項目。“哈”即哈佛，“北”指北大，“東”是東京大學。我和東京大學的田中明彥教授配合傅高義先生，組織了1999年在東京、2000年在哈佛的兩次學術討論會，並在2002年出版了“中美日關係 1972--1989”一書。在該書序言中，傅高義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合作模式在經歷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動盪不安後，還有多少被保留了下來？沒有了1972-1992年的特殊條件，當時那種積極合作的精神還能不能在新的世紀裏發揚光大？”
2001年初，美國小布什政府上台。華盛頓政治中出現了不少針對中國的“新保守主義”雜音。為了及時溝通情況，促進了解，儘量多做正向努力，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組織了一個陣容強大的訪華團，基辛格、佩裏、芮效儉、傅高義、李侃如、蘭普頓等等都參加了。訪華團除了見到了中國領導人之外，還特地來到北京大學，與北大青年學生舉行了兩個半小時的座談。傅高義在評論美國的公眾輿論對華態度時指出：“對於我們在歷史上打交道不多的國家，美國公眾是特別容易走極端的，非常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向另外一個極端。這在對華關係中體現得特別明顯。”
傅高義先生以一己一生的努力，來糾正這種偏離。正如他在畢10年之功寫出“鄧小平時代”中所説：“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
傅高義先生博學、睿智、通達、包容。他的跨文化能力，包括語言能力，都非常人所及。有時我甚至會覺得他有18世紀歐洲啓蒙思想家們的品格特徵，那是人類精神的某種遺傳。同時他也有一種中國的“古君子之風”：謙虛、好學、樂於幫扶、善待友人。
2015年，傅高義85歲了。深秋季節，他又一次來到中國，為他的兩本新書收集資料。在一次去西南地區旅行途中，舊疾發作，他不得不到當地一個基層醫院就醫。回到北京之後他才告訴我那一段殊不尋常的經歷。為了減少為他診治的中國年輕醫生的顧慮和壓力，他打開手機上了“百度”，和醫生們一起查資料，討論病情，做手術前的準備。他這樣説：“我信任他們。”信任，他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相托。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何等基本，又何等珍貴。傅高義先生留下的這份精神遺產，以全部生命寫就，並將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繼續鼓勵我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