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式的單邊主義，對未來中美關係留下什麼遺產?

張志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特朗普執政四年之間，對美國政治傳統的破壞可謂史上罕見，他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美國史上書寫“濃重一筆”。就對外政策而言，特朗普的外交可謂達到恣意妄為、肆無忌憚的地步，從退羣、毀約到“極限施壓”，從“長臂管轄”到“關税戰”和“貿易戰”，美國的國際聲譽也由此陷入谷底。拜登號稱要重拾美國的“領導地位”、重建與盟友的關係，但從特朗普留給他的爛攤子來看，這並不容易。

特朗普時期的對外政策有着濃重的經濟色彩。這一方面源於特朗普本人的“成功商人”背景--經商和交易是他最擅長的事情;另一方面則由於經貿競爭是大國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當世界頭號經濟強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國決策者必然會考慮如何維護自身的優勢地位。

然而問題在於，當所有國家都在按照既有國際規則，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經貿規則下行事時，特朗普突然發現這些規則對自己不利，反而污衊其他國家“破壞規則”、試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並且以“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為由，肆意打壓其他國家，防止競爭對手全方位超越美國。正是從這個邏輯出發，特朗普政府才做出一系列看似不可思議、實則符合美國利益的舉動。

首先，從美國對外戰略重心調整來看，特朗普實際上延續了奧巴馬政府逐步結束反恐戰爭、將戰略重點轉向大國競爭的路線。自從2001年對阿富汗塔利班發動戰爭以來，美國的反恐戰爭迄今尚未正式結束，但美國逐漸意識到以軍事力量對付非國家行為體終究不明智，因而近年來逐步撤出戰場。

與此同時，自奧巴馬政府時期起，美國不僅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而且其亞太再平衡戰略日益指向中國，對伊朗和朝鮮等國家的極限施壓也不斷加大。但從最近特朗普要求美國從部分國家倉促撤軍的做法來看，其目的更多的是造成既成事實，避免拜登政府從根本上逆轉其政策。

其次，在對待多邊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的問題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表現出極大的功利主義色彩。換言之，無論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衞生組織，還是巴黎氣候協定、開放天空條約等，美國合則用、不合則棄，甚至有意另起爐灶，重新構築符合美國利益的小圈子和“朋友圈”。

美國的這一行徑在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的運作問題上暴露無遺。由於美方持續阻撓，從2019年12月11日起，本應該由7名成員組成的上訴機構僅剩1人，無法審理案件，致使該機構陷入癱瘓。今年11月30日，上訴機構最後一名成員期滿卸任，至此上訴機構成員全部離任。該機構的癱瘓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正常運轉，對多邊貿易體制造成沉重打擊。

再次，特朗普政府在對待盟友問題上也基本以“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為標準，全然不顧所謂的條約義務或者道義責任。早在2016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就多次表示，“北約已經過時”，並且要求北約盟國承擔更多防務開支。直到2017年4月，他才改口稱不再認為北約“已過時”。

在對待日本、韓國等亞太盟友時，特朗普的態度也基本一致，一方面是要求對方購買美軍軍事裝備，另一方面則是全面提高“保護費”的要價。媒體披露，早期為迫使韓國提高防務開支，特朗普一度準備廢除美韓貿易協定。

最後，在對華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基本上採用極限施壓政策，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例如，在抓捕華為主管孟晚舟的問題上，美國可謂肆意妄為、不擇手段，完全不顧國際道義與準則;在打壓中興、華為等競爭對手時，美國以國內法取代國際法，實施“長臂管轄”，公然踐踏國際關係準則;在對華經貿談判時，美方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無任何道德和信用可言。

此外，蓬佩奧領導下的國務院還處處衝撞中美關係的底線:多次宣佈對台軍售，並派遣高級官員訪台;以所謂“侵犯人權”為由，制裁中國新疆、香港部分官員;會見達賴“流亡政府”頭目，為“藏獨”分子背書等等。美國已經不是現有國際規則和秩序的維護者，而是規則的最大破壞者和秩序的改變者。

日前，拜登宣佈將任命安東尼·布林肯為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是拜登長期的外交政策顧問和身邊人，基本上可謂與拜登志同道合。布林肯曾表示，美國“需要以謙遜和信心”與其他國家合作，因為“我們無法單獨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他還稱， “美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能力將其他國家聚集起來，共同應對時代的挑戰”。

顯然，從布林肯上述言論看，拜登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將以民主黨傳統的自由主義外交路線為指引，更加強調盟友與國際機制的作用。只是如何修復在特朗普統治下美國千瘡百孔的對外關係，恐怕不是拜登政府在“百日新政”內能夠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