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多款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全球抗疫進入了新階段。“下半場”的開局應該説是喜憂參半。一方面，全球多個研發平台齊頭並進，疫苗問世的時間線大大縮短。“新冠疫苗實施計劃”（COVAX）的建立也一定程度推進了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步伐。但是，另一方面，疫苗問題上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依然普遍存在，全球與地區層面缺乏免疫以及防控策略的籌劃與協調。印度當前疫情的急速惡化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持續嚴重的疫情，都暴露出這個問題。
首先，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疫苗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目前全球已經接種的約10億劑疫苗中，44%由發達國家獲得；另有12個發展中國家迄今尚未啓動疫苗接種。多邊機制COVAX雖然獲得了來自發達國家的資金支持，但在實際運作中又不得不與這些國家競爭產量有限的疫苗。
英美的出口限制措施進一步加劇了疫苗民族主義問題。截至2021年3月，在世界主要新冠疫苗生產國中，中國、印度與歐盟的出口均超過總產量的40%，而美英兩國的產量則百分百供本國使用。由於不滿疫苗生產商阿斯利康優先向英國供貨，歐盟也開始限制疫苗出口。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生產能力雖然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是由於美國限制原材料出口及印度國內疫情的“海嘯式”反彈，實際出口勢必受到影響。因此，COVAX將5月底前預計提供的疫苗數量由2.4億劑降低到1.45億劑。
其次，雖然全球疫苗供給嚴重短缺，但不同疫苗之間的競爭依然激烈，中俄疫苗出海面臨“政治風浪”。表現之一，是反覆無端遭遇針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質疑。近期，中國一位疾控專家關於進一步改進疫苗接種流程的會議發言，被外媒渲染為“承認”疫苗保護率不高。事實上，中國疫苗的有效性有很多案例可以證明：參與科興疫苗三期臨牀試驗而實現了“羣體免疫”的巴西小鎮Serrana，在這一輪全國疫情惡化的大背景下住院率不斷下降，生活逐步走向正常。而俄羅斯“衞星-V”疫苗雖然已經得到60多個國家的批准，並正在接受歐洲藥品管理局的審查，但不少西方媒體仍然稱其“存在爭議”。
表現之二，是對中俄疫苗的使用往往伴隨着政治化解讀。由於歐盟疫苗採購進展緩慢，部分成員國開始與中俄生產商接觸；中俄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為數不多的疫苗獲取渠道。但是，在戰略競爭的“有色眼鏡”下，最善意的舉動也可以被解讀為“威脅”——在“疫苗外交”的話語框架下，中俄疫苗反而變成了破壞歐洲團結以及獲取地緣政治利益的特洛伊木馬。
疫苗問題上的分裂與對抗令全球抗疫前景變得更為複雜。我們已經看到，新冠病毒具有快速變異的能力，在印度發現的多突變病毒就是例證。一旦出現具備“免疫逃逸”能力的變異，即便部分國家與地區達到或者接近“羣體免疫”的目標，也可能引發新一輪的感染。因而，必須儘快採取切實行動增加疫苗供應，協調全球分配，這不僅僅涉及道德與正義問題，而且關係到每一個國家的衞生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
第一，應當鼓勵並協調技術轉讓進程，讓更多的國家、更多的企業獲得生產新冠疫苗的能力。全球產能的提升可從根本上緩解出口限制等疫苗民族主義做法。就中國而言，不僅是滅活疫苗生產技術的轉讓方，同時也與俄羅斯、德國企業合作生產腺病毒與mRNA疫苗。如果各國能夠在基礎設施建設、人員培訓、質量監控等環節形成國際標準並提供便利，不僅有利於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應對，從長遠來看，對發展中國家抵禦公共衞生風險的能力建設也是必要之舉。
第二， 應當進一步增加國際機構疫苗審批過程的透明度。世界衞生組織近期將完成對中國國藥與科興兩款疫苗開展的緊急使用授權評估。如果進程順利，相信會打消一部分針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能夠為部分沒有能力獨立開展評估的國家提供指導。但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不同疫苗通過世衞組織授權評估的速度差異很大。如果能夠就評估進程和依據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將有助於打消人們疑慮、提升對評估進程本身以及相關疫苗的信任程度。
第三， 各國媒體應擔負起必要的社會責任。在國際交往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下，媒體在塑造國際輿論和公眾態度上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用科學的態度客觀報道各種疫苗使用中的效果與不良反應，不為疫苗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推波助瀾，應該成為各國媒體報道中的一條職業準則。
事實上，在新冠疫苗的使用上，依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各國合作回答。例如，不同類型疫苗“混合接種”的可行性如何？現有疫苗對病毒變異的保護效力如何？該如何做出針對變異“升級”疫苗的決定？維持包容的國際合作氛圍與暢通的國際合作渠道，對於國際抗疫“下半場”的勝負至關重要。（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