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豪，網絡新詞，指擁有紅色血統但不能被土豪、新貴等詞涵蓋的精英富人，他們的父輩以打土豪起家，他們的同輩以扶持新貴行權。
赤豪，詞本中性，未來褒貶，取決於他們餘生將何種選擇，以及實質性推動。
赤豪出處：
“赤豪”出自《羅昌平：赤豪與他們的時代》，全文如下。
前言：
安邦保險近來新聞不斷，不斷舉牌，已持有民生銀行A股的股權已達22.51%，成民生銀行單一最大股東，引發外界對背景其頗多猜測。有報道稱陳小魯是安邦實際控制人，陳小魯對此回應：我不是安邦實際控制人。他稱“在安邦並無股份，只是為朋友站台”，並對媒體給予的“赤豪”標籤予以反駁。而赤豪是資深媒體人羅昌平提出的概念，下文是羅昌平原文。
赤豪與他們的時代：
赤豪釋義：
擁有紅色血統但不能被土豪、新貴等詞涵蓋的精英富人，他們的父輩以打土豪起家，他們的同輩以扶持新貴行權。詞本中性，未來褒貶，取決於他們餘生將何種選擇，以及實質性推動。
文|羅昌平
破舊的二八自行車拐入雨兒衚衕，在33號藍色鐵門前停下，67歲的陳小魯跳了下來，推車進院。
院子很大，種有白皮松。自行車靠在院落，車把磨得發亮，車身暗紅的鐵鏽卻與周遭相襯——房子保持着半個世紀前的格局，客廳左拐是長長的走廊，順手處可見老年證、公交卡。
他是開國元帥陳毅之子、粟裕大將之婿。
在北京八中對面的一間茶社，他向文革中批鬥過的老師鄭重道歉，並將全文公佈，這構成2013年國慶的一道特殊風景。一個低調、樸素並略顯清貧的紅二代形象，由此佔據報端。
僅隔月餘，他的另一面得以呈現。由他擔任法人代表的三家企業一度持有安邦保險集團35%的股權，當保監會核准他成為公司董事之時，大手筆接踵而來：12月3日，舉牌金地集團持股5%;12月10日，斥136.78億舉牌招商銀行持股5%;加上下一步的計劃，涉及數百億資金。
這種分裂的形象在部分民眾的記憶中留下些許烙印。但是，跟他的文革道歉引起強大反響不同，財經媒體沒有對這個潛行的資本巨鱷盡到披露的本分。
但作為一個與生俱來的標籤，紅二代的表述過於寬泛，加之這個羣體的內部分化劇烈，尤其沒有考慮到後天的變化。我創造“赤豪”這個新詞，則是試圖精準描述其中一部分，他們有思想，情懷未泯，敢於面對公眾，具備足夠的財務自由，加之紅色血統帶來的權脈資源，使之在政經格局中可以扮演着特殊角色。或者説，這是公眾與頂層之間唯一相對透明的橋樑。
正如陳小魯提出的“光譜學説”：共產黨是個光譜，由七色組成，從深藍到紅。合起來才是白光。比之歷史，現今的革命後代就是紅光的色散，而一番番歷史事件和個人經歷正像稜鏡一般。
與陳小魯一道，站着這樣一個羣體，那是一串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秦曉、孔丹、任志強、洪晃……職業上的便利，讓我有很多機會可以近距離觀察他們。不僅聽得到他們的言行，還能部分讀到他們的心理。
《赤豪與他們的時代》第一部分：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環之內，並非誰都能夠擁有一套四合院，即便僅僅只是使用權。在最近這輪政治週期中，核心城區早先完成了一次暴力入駐，原住民要麼治罪，要麼被逐;繼而，在後一輪商業入駐中，新住民在強拆中遠遷城區。餘下那些如碉堡般堅固的院落，基本就是由老一輩遺孀及紅二代佔據。
紅二代的規模基本固定，並逐年遞減，但新晉的官二代卻在不斷增加，並對前浪形成衝擊。當頂層力推官邸制，老去的他們此時才意味到，產權保護是何其重要!
目前唯一公開表示“不應對特權戀戀不捨退讓”的洪晃(章含之女兒)，也是因與外交部官司敗訴後，讓出了史家衚衕51號院。
在赤豪羣體中，並非每個人都有陳小魯同等待遇。他的少年曾隨父親住在中南海，在懷仁堂西側的夾道內，他與鄧小平、董必武等人的後代為鄰。那時的海里很熱鬧，偶爾叫上一聲“毛爺爺好”，還可以與主席同池游泳。
除了父輩的資本，陳小魯的增量人生始於文化大革命，他曾任八中革委會主任，發起成立了“西糾”(首都紅衞兵西城區糾察隊)，四中革委會主任孔丹(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曉(原西康省委副書記秦力生之子)擔任宣傳部長。陳小魯成了各中學都認可的學生領袖，以至於在當時的訛傳與流言裏，傳單和急電中的“陳小虎”可同時在新疆、雲南、廣東與黑龍江現身。
“西糾”獲得國務院配置的住房、汽車、司機、廚師，孔丹可以與總理周恩來單線聯繫。他們試圖制止武鬥，但管不住。“如果你們一定要打人，也別在我面前打。”這是他自述的底線，也是他道歉的動因。
大多數文革道歉者，都會強調自己沒有動手，但對真相與細節語焉不詳。
從陳小魯的履歷可以看出，此後數十年他對人生方向的搖擺。1979年從人民解放軍外語學院畢業後，擔任駐英國大使館國防副武官，後經副師級轉業，歷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之後多為社會身份，比如在聯辦擔任研究員，後來是海南省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至自己創辦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一個並不有名的“標準系”已經運作20年了。
其他幾人，更像是“粉二代”，粉者，淺紅也。
孔丹在1978年成為吳敬璉的研究生，秦曉是山西礦業學院的工農兵學員，先後調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後來，兩人分別成了張勁夫和宋任窮的秘書。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正是他們的好友，也是最新一位文革道歉者。
六年後，孔秦兩人雙雙放棄從政，孔丹進入成立不久的光大銀行，秦曉去了中信集團。秦曉自述“我們這批人不適合從政”，原因之一是中國面臨的不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問題。在金融國企崗位上，兩人都快速晉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漸行漸遠。
生於1950年前後，紅色家庭出身，經歷過文革和上山下鄉，這本是一個羣體，相當一部分沒有從改革開放中分享到好處。但是他們中的一部分精英，在改革開放後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正在或即將成為左右中國前途的牽引力量。如果聚焦赤豪這一個羣體，在國有企業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個體、做私營企業的比例很低，因為當時不允許有私營企業。即使獨立門户，大多數也是從國有企業進入的。
用任志強的話説，這代人的共性，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不只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出現的分岐是，孔丹考慮更多的是“有國才有家”，秦曉與任志強認為是“有家才有國”。
每個人都應該面對自己的過去，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赤豪們似乎更加無法迴避親歷的文革。
《赤豪與他們的時代》第二部分：
“向前走，不後看。”這是新一屆班子的既定方向，但赤豪們的想法不同，他們已近暮年。
2013年，紅二代成規模躍入公眾視野。“陳小魯宋彬彬道歉”、“秦曉孔丹之爭”、“任志強孔丹出書”等事件賦予了這個羣體更豐富的色彩和內涵。記憶的碎片一旦疊加，形成了清晰的歷史地層，這一血淚史終於可以被書寫或言説。
兩年前，《回憶與反思》在香港出版，這個由歷史學者米鶴都主持完成的系列叢書，正是當年的文革親歷者口述史。在談及叢書策劃時，發起人在序言中説：“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個人成熟之前跌的一次跟頭的話，那麼跌跟頭的原因和條件是什麼?這個跟頭對不同的人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還會不會再跌跟頭?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縈繞在這一代人心頭，既揮之不去又不得不想的一個人生教訓。”
這是為“社會主義革命”扮演了試驗品角色的一代人，但他們留給外面的世界，留給子孫後代的痕跡模糊不清，對自己的反思也少得可憐。發起人認為“不光待在回憶的階段”，更應該反思“文革十年對中國社會的摧毀作用”。
陳小魯出現在這套叢書的第二輯，只是當時並未引起廣泛關注。他曾用“頭羊效應”來解釋羣眾運動——羊羣中，頭羊起着導向作用。頭羊一走，大家就跟着走。文革中，頭羊訴諸武鬥，打砸搶燒，其他的人都會恐懼，於是沒有人敢説真話，大家都隨波逐流。
《赤豪與他們的時代》第三部分：
但道歉似乎並不存在“頭羊效應”。儘管誰都忘不了這段經歷，卻未必都會道歉。即使私下説對不起，也未必敢公開説。一些紅二代甚至批評陳小魯“不像話”，另一些人還在為過去辯護。
這正是紅二代羣體出現的巨大分岐，也是赤豪一詞出現的原因。
陳小魯的退休生活，是由一堆聚會組成的。他説聚會分兩種：一種是紅色後人的聚會。圍繞毛澤東誕辰120週年，有很多活動;還有戰役紀念日，許多父親戰友的誕辰或者忌辰。推得掉的，他讓大哥陳昊蘇參加。另一種聚會，稱作“盡社會責任”，比如《財經》年會，討論政治形勢;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討論會，談談自己親歷的事。
在紅色後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經達成某種默契，他們很少談論現實政治，當然，並非淡漠或沒有主張。“如果觀點一致，願意談就多談點，觀點不大一致又願意談，就少談一點，總是不能傷了和氣。”也有例外，開國元勳後代合唱團成立不久，就發生了“內部爭鬥”。一名合唱團成員因為不滿級別太低，率領一批成員離開成立了新的合唱團。
還有，就是秦曉與孔丹的爭論，但這並不影響兩人的情誼。
集合紅二代的機構很多，比如延安兒女聯誼會、開國元勳文化促進會，等等，粗略統計上百個。就連薛蠻子也曾試圖獲得這一標籤，但他被真正的紅二代圈子排斥。
這些機構一看名字，就能理解大意。赤豪們試圖做些與此有別的努力。比如任志強與同僚做金融博物館，發起政府智庫50人論壇，是一種普及知識、還原歷史的存在。又比如秦曉做的博源基金會，通過影響上層決策來實現制度變革。聯辦的系列平台，不僅贏利可佳，更是罕見的啓蒙呼籲渠道。
《赤豪與他們的時代》第四部分：
德國電視劇《我們的父輩》(UnsereMuetter，unsereVaeter)自2013年3月公映以來，引起巨大震動，亦是反思二戰的佳作。
五個青年人的父輩都是普通人家，不問政治，只想把日子過好，沒有大野心，但他們都認同帝國，並且愛國，對戰爭持支持的態度。他們也都正直，會適時調整自己的態度。這樣的父輩，對於他們的歷史行為，又該如何評價或審視?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聯邦德國就出現了一個口號：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清算過去)。聯邦德國總統威茨澤克表示，“過去在事後是無法改變的，也沒辦法不讓它發生。但是面對過去要是閉上眼睛，那他面對當下也會成了盲人。”
德國戰後不諱疾、不護短，一直在進行清算過去、了斷過去、戰勝過去、克服過去的持久戰，對二戰時期的各個層面來了個兜底翻。《我們的父輩》是用新的視角反思那次戰爭，是一部讓人睜開眼睛看過去的電視劇，雖有些微瑕疵，但不失為“持久戰”的一部分。這是一面可資參考的明鏡。
在中國，紅二代仍以自己的方式高舉父輩的旗幟。他們集體行動、積極發聲，各式各樣的聯誼會與合唱團是他們延續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載體。他們缺乏隨時佔據媒體版面吸引公眾目光的能量，卻更在意於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也就是説，他們即使能夠反思自己的文革行動，未必一定面對公眾，更不會觸及父輩的歷史形象。陳小魯、任志強都曾坦言，他們自身的反思，源於文革後來涉及自己的父母。至於更深處，則點到為止。
任志強這樣回應社會的質疑：“有人只知道我有個紅色的爸爸，不知道我有個富農的爺爺?文革時，連紅色的爸爸也會因富農的爺爺而被批鬥!有人以為是革命讓爸爸分到了財富成為了受益羣體，卻不知道他們在重新分配的本就是屬於他們自己的財富。”
在歷史學者米鶴都看來，父輩所埋下的種子，讓高幹子弟的“國家之子意識”非常強。對國家事務的表達與參與，既出於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內生的需求。並表現出一種“權威型人格”：“崇拜權威並屈從權威，與此同時希望自己成為權威。”
時間讓他們衰老，也讓他們分道揚鑣，只有少數至少仍在權力中央或聚光燈下。文革像一個長期革命過程的濃縮，像巨大革命畫卷的縮微，“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着文革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楊繼繩語)
這能否被打破?顯然，赤豪們邁出了關鍵一步，但可以做得更多。這個新詞，目前尚為中性偏左，未來是褒是貶，取決於他們這一羣體的餘生，將採取怎麼的言行，最終留下一個怎樣的歷史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