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側面》週刊網站7月15日刊登尼古拉·帕霍莫夫的文章，題為《美國哪些文化和政治特點在妨礙其抗擊新冠疫情》。文章稱，美國獨特的政治體制、傳統和文化使其在應對新冠大流行方面處於極為困難的境地。現將文章摘編如下：
7月初，英國放寬疫情隔離措施，酒吧重新開放。當然，生活還遠遠沒有恢復常態，但大流行的高峯已經過去，對疫情和保持社交距離感到厭倦的人們逐漸恢復正常活動，經濟緩慢復甦。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呈現出類似情況。這令美國的糟糕局勢越發引人注目。在美國，已有逾13萬人死於新冠病毒，近期每日新增確診病例都超過5萬例，累計確診病例總數超過300萬。經濟陷入混亂。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在毫無顏面地輸掉抗疫之戰？
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個別原因現在就已經顯而易見。稍微簡化一下，它們可以歸結為政治、國家機制和文化三類。
政治原因最為明顯
這場危機的政治原因體現得最為明顯。新冠疫情已成為區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又一條路線，給他們唇槍舌劍提供了新藉口。
對於特朗普來説，擔任總統重在作秀，而不是枯燥的治理過程。種種跡象表明，他根本不重視有關出現新疾病的信息。現任總統與前幾任總統完全不同。前幾任總統對複雜問題的細節感興趣，廣泛閲讀許多委員會的報告，並親自出席不同部門的會議。奧巴馬或者小布什都是這樣做的。
至於特朗普，眾所周知，他盡力遠離官僚主義公務。沒有證據表明他熟悉美國衞生和流行病學機構以及非政府專家們的評估數據：他們警告説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將導致美國數百萬人感染和數十萬人死亡。隔離防疫措施的實施將降低經濟活躍度。要知道，經濟增長被確定為特朗普競選宣傳活動的支柱之一。由於抗疫而減緩了經濟增長，這對特朗普來説看來是無法接受的。
民主黨人立即利用局勢，開始指責特朗普總統導致疫情蔓延。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邏輯要求特朗普和共和黨人控制疫情規模或宣稱要戰勝疫情。然而，特朗普根本不喜歡承認錯誤，這一點眾所周知。這不僅足以解釋為何聯邦政府的應對舉措緩慢而且（被很多專家認為是）不得力，還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後來沒有像其他許多國家那樣調整抗疫策略。
體制短板暴露無遺
美國國家機制的特殊性也加劇了因政治鬥爭而引起的抗疫問題。
目前，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負責協調聯邦層面的抗疫工作。疾控中心本身更像是一個研究機構，就連美國衞生部也無權做出強制性決定。此外，儘管衞生部權力極為有限，但許多共和黨人，特別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都認為應廢除該部以節約預算開支。在成千上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之後，上述觀點還可能繼續存在——美國社會不喜歡聯邦政府的傳統過於根深蒂固。
在較為成功地抗擊新冠疫情的大多數歐洲國家中，公共衞生部門不僅擁有悠久的歷史，而且擁有更大的權力。在美國，問題不僅僅在於隔離和其他強制性抗疫措施的制定，而且對醫院系統的調控也由各州負責。考慮到美國政治分歧的深度，各州面對大流行的舉措可能取決於州長的政黨派系，這一局面就不足為奇了。
縱觀這些問題，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沒有建立大聯邦政府的機制和傳統，各州很難平穩應對如此大規模的危機，特別是在一個分化如此嚴重的社會中。上一次發生類似情況是在大蕭條時期，當時羅斯福總統進行了大規模的聯邦政府機構建設，包括設立監管市場和社會保障事務的部門。今天，美國是時候考慮構築聯邦集權式的衞生和應急機制了。
然而，大刀闊斧的改革很可能不會發生。在精英們的支持下，能做的事情，前幾任總統都做過了。而如今所需要的改變，聯邦政府並沒有足夠信心去進行。此次大流行揭示出的國家治理和政治問題源遠流長。
文化傳統阻礙抗疫
與此同時，美國文化還充滿了阻礙抗擊疫情和消除其後果的其他因素。例如，法院和律師在美國具有超然地位的傳統。在大流行開始時，政府本應發佈特別命令保護為挽救生命、被迫做出艱難而冒險的治療決定的醫生免受遭起訴的風險。如今，地方當局在決定重開幼兒園和學校時處境艱難。如果重返學校的孩子開始生病，官員可能會成為父母提起訴訟的對象。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有一點很清楚：美國獨特的政治體制、傳統和文化使其在應對新冠大流行方面處於極為困難的境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取得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新冠疫情也反映出硬幣的另一面——美國的體制和社會非常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