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在關注鄭永年先生，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教授。鄭教授觀點鮮明、思維深遠、目光敏鋭、論據充實，所以很喜歡，甚至將他的觀點和論據收進自己的著作。
疫情全球爆發以來，鄭教授發表了許多觀點，尤其在全球經濟大格局演變方向給出了許多極具價值的判斷。5月29日，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世界衞生組織之後，鄭教授提出觀點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頻頻“退羣”，其背後實際是“二戰”後建立、“冷戰”後確立的、以美國為中心領導的、國際秩序的倒塌。其實，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贏得選舉，以“美國優先”政策指導執政行為，其背後是：美國不願繼續承擔領導者的國際義務，從而也沒必要“像過去那樣深度捲入國際事務”。
美國不願意繼續領導世界了？那不是曾經不遺餘力都要獲得的權力？不惜以戰爭的手段竭力打造的世界秩序？鄭教授認為，商人背景的特朗普更多的是從經濟的角度計算美國捲入海外的成本。當他覺得美國所出的錢和所享受的權力不對等時，他就要重新談條件。這不僅體現於談不攏就“退羣”，同時也表現在對中國、對盟友的態度上。比如，特朗普和歐洲國家、日本、韓國等盟友一直糾纏於同盟費用分擔問題。
很顯然，特朗普“退羣”行為過於激進、過於自我，自然受到美國精英階層和盟友的抵制。因此，美國國內、美國及其盟友之間的矛盾空前激烈。在他們看來，它意味着美國國際影響力在衰退，美國作為大國已經沒有了大國的樣子。鄭教授介紹，特朗普動輒“退羣”的行為甚至受到美國強硬派的反對，強硬派認為，“退羣”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美國的國際空間，卻把這個空間白白讓給了中國或其他國家。實際上，崛起中的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變得更加活躍。根據西方觀察家的説法，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當中，中國取得四個機構的領導崗位。它們甚至認為，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也是親中國的。
鄭永年教授從“公共產品不足”的角度論證了傳統國際秩序所受到的衝擊。他引述了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觀點：霸權地位的獲得，是因為霸權者能夠超越自己的利益，而照顧到其他角色的利益。鄭教授點破了問題的是指：美國是否還有超越自己的利益，去照顧其它國家利益的能力？比如，軍隊就是公共產品，而美國過去長期承擔大部分海外軍事基地的開支，但現在，特朗普覺得虧了，要求其盟友——北約成員、韓國、日本等更多地承擔軍費開支。但如果這些國家承擔了絕大部分軍費，那美國在那裏還有多少領導地位？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曾暗示：如果美國減少北約軍費開支，那我們就成立歐洲軍。什麼意思？歐洲軍恐怕不會繼續接受美國的領導。
從發展趨勢看，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已經開始削弱。因為，這位領導者已經不願、不能繼續承擔國際義務，尤其是公共產品領域的鉅額開支。鄭教授提示指出：世界正在掉進“金德爾伯格陷阱”。這是哈佛大學約瑟夫·奈近年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國際秩序的維持和穩定，需要足夠的國際公共產品；一旦國際公共產品不足或缺失，國際秩序就遇到大麻煩了——金德爾伯格陷阱。
鄭教授認為，無論從哪方面看，今天的美國已經失去往日的國際領導能力，而且失去得很快。美國似乎沒能跳出從前所有帝國的生存和發展邏輯——崛起、擴張、擴張過度、力不從心、衰落。儘管沒有人會預測美國最後的衰亡，但人們都認同今天美國已經力不從心而相對衰落。鄭教授還認為，美國如果繼續擴張，在海外捲入過多，會衰落得更快。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把注意力從國際轉向國內，方向沒錯。
一個更為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美國衰落是否一定意味着國際秩序倒坍？
中國民間有句俗語“沒了張屠户，還吃帶毛豬？”。
鄭教授的回答是：不一定。就國際公共產品而言，如果美國失去足夠的供給能力，那其他國家也可以提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造就了‘全球村’，各國互相高度依賴，更需要足夠的國際公共產品。全球化也促使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大批新興國家崛起，這些新興國家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也有能力為國際秩序提供所需的公共產品。如果這樣，就不會產生國際秩序危機。”
鄭永年認為，國際秩序危機的產生，並非缺少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公共產品不足是國際政治的產物。説穿了，“國際公共產品”只是國際權力政治的漂亮包裝盒。究其實質，國際公共產品的背後就是國際領導權。這也就是今天中美兩國在國際舞台上較量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