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種族問題不是誰在激化的問題，而是系統性問題，造成今天的局面，和美國國情有很大關係。
一、持槍自由導致的警民對立。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這一原則從美國的國情角度，確實是有道理的:
從歷史角度，北美是一個先有人民後有政府的地區。北美歷史的開端，通常認為是五月花號抵達美洲。在1615年，五月花號上102名船員從英國朴茨茅斯港出發，穿越整個北大西洋抵達今天的馬薩諸塞州，宣佈現代美國曆史的開端。
美國聯邦政府建立於1776年，離五月花號登陸北美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這種先走民眾後有政府的特點，導致民眾保障安全主要依賴於自身而不是國家機器。譬如，美國曆史最久的警察局是紐約市1845年成立的，在此之前的治安部門幾乎是自治性質的治安官。
在這種國家治安機構羸弱的現實下，美國人自己拿起武器保護自己，是唯一的出路。加上西進運動時，美國人與印第安人的廝殺中，對於武器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導致擁有武器的自由成為美國社會主流的共識。
持槍自由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時，也帶來一個後果，就是美國的犯罪分子，大概率是帶槍的。而警察作為國家的非軍隊暴力機構，對於傷亡的承受能力是很低的。一旦傷亡率過高，會導致美國警察的從事者大減，進一步影響國家社會治安。
故美國警察在面對民眾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假設民眾攜帶槍支，要求民眾完全按照警察的指令去做。一旦違背指令，警察即可合法的擊斃民眾。這一點通過法律、輿論等加以強調，形成美國人面對警察的條件反射。
不過雖然有持槍自由，從生活角度講，絕大多數人並不會在正常生活中攜帶槍支。而警察執法過程中，絕大多數遇到的又是這種不攜帶槍支的民眾。這種反差下，對於犯罪分子持槍的警惕，演變成警察對民眾的壓迫。
更為致命一點，由於對於持槍的警惕，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擁有絕對的權利。讓你跪下你就得跪下，讓你趴下你就得趴下，還可以採取毆打等措施來消除執法目標的反抗能力。這種絕對的權力，極容易引發社會矛盾，1992年洛杉磯騷亂就是因為警察毆打一名黑人男子引發的。
二、美國的教育導致底層，特別是黑人幾乎沒機會提高自身素質。
美國的教育有兩個特點，一是快樂教育，二是私立大學為主。以快樂為目標的教育，要提高自身素養，極其依賴於父母的教導和孩子的自控能力。但是美國黑人確實家庭觀念淡薄，根據統計有70%的黑人出生於單親家庭。
而大學的高學費，更像多數黑人家庭難以承受。根據美國官方數據，美國公立大學平均學費在3萬美元左右，私立大學的學費則更高。美國黑人中的佼佼者奧巴馬，在畢業後21年才還清助學貸款，那時離入主白宮僅有4年了。
所以，快樂教育和大學學費，讓本來就處於社會最底層的黑人，在入學之時就落後於美國主流社會。如此世世代代循環下去，導致即使美國廢除黑奴已經100多年，平權也過去幾十年，黑人依然生活在美國社會的最底層，成為社會治安問題高發羣體。
在持槍自由和教育問題的共同加持下，美國黑人問題幾乎是無解的。美國的教育拋棄了黑人，使黑人犯罪率偏高，對於持槍的警惕，又會使美國警察對黑人採取區別執法，甚至會殺害黑人。這種長期積累的矛盾，只差一個火星就能引發大規模騷亂。
理解這一點就知道美國黑人問題其實無解，隔幾年必然會引發一波動亂。 而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前所未有，除了大背景之外，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肇事警察過於惡劣。奧巴馬時期推政治正確，導致一度有黑命貴的説法。弗洛伊德之死是撕開奧巴馬時期政治正確的虛偽面目，將美國種族歧視赤裸裸的展現在世人面前。弗洛伊德被扼頸的畫面，是告訴了美國黑人夢碎了。
二是對於警察系統的不滿。美國警察執法的絕對權威，其實是被普遍反對的。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告，2015年美國警察執法中槍殺的羣體中，白人能佔到60%左右。這也是此次暴亂中，有大量白人蔘與的原因。
三是新冠病毒的影響。自美國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失業人口飆升。6月1日，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凱文·哈塞特表示，美國5月的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6月可能會更高。高失業率的社會，如同遍地都是乾柴的倉庫，一點火星就容易引發大火。
總而言之，種族歧視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矛盾，持槍自由加上教育問題，又使黑人成為最大的受害者，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2020年新冠疫情，又使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巨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