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們的小楠姐聊生活又來了，今天起我們一起來分享歷史知識，也許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哦。
這場金融危機造成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得益於美聯儲、“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和財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機沒有演變成另一輪經濟大蕭條。它還給如今的決策者留下了大量重振經濟的工具和策略。
瞭解全球宏觀、
金融市場深度解析
關注
雲鋒導讀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未來一個季度的產值將比2008年至2009年經濟衰退最嚴重的那個季度降幅更大。
美國史無前例地宣佈50個州都進入“重大災難狀態”，新冠疫情的衝擊比預期來的更大。雲鋒金融與您分享本文，看看歷史上大規模流行病、災難和危機事件帶來的建議，讓我們瞭解將來可能發生什麼、決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轉或惡化、可能產生的長期後果。
來源｜道瓊斯風險合規RiskCompliance
冠狀病毒已經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這種衝擊最初體現在供應鏈中斷和出行受限上，而現在，影響迅速蔓延，人們開始自發或應政府要求進行“社交隔離”，學校等公共場所關閉，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業都停工歇業。
至於此次衝擊的規模和性質，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先例。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未來一個季度的產值將比2008年至2009年經濟衰退最嚴重的那個季度降幅更大。儘管如此，以往的大規模流行病、災難和危機事件還是能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讓我們瞭解將來可能發生什麼、決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轉或惡化、以及可能產生的長期後果等。
我們從中總結了幾個主要的經驗教訓：
“我們領悟到：必須做到速度優先、分階段思考問題以及保持信息透明度，至於這樣做的成本，放到以後再考慮。”蒂姆·亞當斯説道。在“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期間，亞當斯供職於美國財政部，現在擔任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長。他説：“如果你行動遲緩，想制訂出完美的應對措施，就會失去寶貴的時間，而且不管你的應對措施多麼完美，總會有所遺漏。”
雖然冠狀病毒不是流感病毒，但新冠疫情與20世紀的大規模流感相類似，因為它具有高度傳染性和相對高的致命性。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最高，導致全球至少5億人被感染（佔當時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人數至少達到5,000萬；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其中美國死亡人數達67.5萬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西班牙流感只對美國經濟造成了輕微的影響。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稱，美國的經濟衰退始於1918年8月，並持續到1919年3月。流感可能不是導致經濟衰退的原因。
2006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和蒂姆·薩金特(Tim Sargent)為加拿大財政部寫了一篇論文，論證西班牙流感對國際貿易、零售、鐵路客運和股價幾乎毫無影響。他們發現，流感疫情對美國工業生產有一定影響，工業產量在1918年10月和11月急劇下降，但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軍工生產也隨之下降。他們認為，西班牙流感只導致美國的年度工業產值下降了0.5%。
這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需要密切社交接觸的工作種類要少得多。按詹姆斯和薩金特的説法，當時從事農業、漁業和林業的人口占美國職業人口的16%；而到2004年，這一比例下降至0.3%。當時的工人幾乎沒有病假，也沒有失業保險。因此，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沒法工作，工人就沒有了生活來源。
其次，當時很多政府都專注於戰事，不像現在這樣重視遏制疫情；而聯邦政府在抗擊傳染病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約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書中寫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從未公開提及過西班牙流感；芝加哥的公共衞生專員甚至拒絕關閉企業，巴里引用他的話説：“我們的職責是讓人民遠離恐懼。憂慮比流行病更能奪人性命。”
根據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J. Hatchett)、卡特·邁切爾(Carter E. Mecher)和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07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凡持這種態度的城市，其民眾的死亡率高於其它城市。疫情爆發16天后，費城才開始限制社交聚會，甚至還允許一個遊行照常進行。聖路易斯市則在疫情爆發兩天後就採取了限制措施。在疾病高峯期，費城的日死亡率比聖路易斯市高出五倍甚至更多。
1957年，源自亞洲的大規模流感疫情在世界範圍內造成100多萬人死亡，在美國造成10萬人死亡；不過，有些估算數據比這低一些。那年2月份，疫情在中國出現，6月初蔓延到美國；9月份學校開學，疫情在美國大規模爆發。根據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下屬生物安全中心(Center for Biosecurity )所做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10月7日，曼哈頓43%的學生和11%的教師因病請假；而到了10月底，全美國超過一半的縣都受流感侵襲。
與1918年一樣，這場大規模流行病與經濟衰退同時發生，但經濟衰退的原因是美聯儲一直在提高利率，以應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詹姆斯和薩金特發現，流感疫情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非常小的” 影響，而這主要是由曠工造成的。
1957年的疫情對經濟影響如此之小，原因也許在於人們普遍沒有采取社交隔離措施，這與1918年的情形如出一轍。1957年，各州官員和聯邦官員都接種了疫苗，這是他們的第一道防線；而在1918年，疫苗尚未問世。但是，匹茲堡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疫情達到頂峯時，美國所生產的疫苗只夠17%的人口接種，而且最多隻有60%的疫苗有效，所以它對緩解疫情效果甚微。當局拒絕採取社交隔離措施，大多數學校照常上課，很多人病情不重，醫院不予以收治。
1957年、1968年和2009年的大規模流感具有高度傳染性，但與西班牙流感和2019新冠病毒病相比，它們的致死率要低得多。或許因為經歷過這些大規模流感，公眾起初對冠狀病毒並不在意。現在，各國政府願意採取比以往更具經濟破壞性的補救措施。
當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駕駛噴氣式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時，他們給美國人的安全感和美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用航空停業三天；由於曼哈頓下城遭受嚴重破壞，股市也隨之關閉；全國進入高度戒備狀態，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往來陷入停滯；民眾焦慮不安，不敢到商店和購物中心購物。
當時，經濟學家預測恐怖襲擊將使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並進入衰退期。人們不再願意坐飛機，不再願意在高樓裏工作，或者不願把辦公室設在紐約市。
但隨後，美國經濟迅速反彈。事後的結論是：恐怖襲擊發生前六個月，互聯網泡沫破滅早就已經引發了經濟衰退，而在恐怖襲擊兩個月後，這場衰退就結束了。
經濟反彈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政府制訂了激進的應對政策。市場重新開放那天，美聯儲及歐元區、加拿大和瑞典央行都進行了降息。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汽車製造商推出零利率貸款，汽車銷量飆升。後續沒有發生新的恐怖襲擊，民眾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感也逐漸消退。
不到兩週時間，美國國會就批准劃撥400億美元用於應急重建和國土防禦，並提供50億美元現金援助和高達100億美元的航空公司貸款擔保。民主、共和兩黨都同意採取更多經濟刺激措施，但不久後談判因刺激計劃的具體構成陷入僵局。到了3月份，國會終於通過了政府提出的一攬子計劃，同意在一年內增加510億美元預算、五年內增加940億美元，以此刺激經濟。美國經濟開始復甦。
目前我們能學到的也僅此而已。當時，美國政府要求民眾繼續工作、娛樂和購物，宣稱這才是打敗基地組織的最佳方式；而如今，政府要求民眾閉門不出，以此消滅冠狀病毒。此外，由於利率過高，零利率汽車貸款不復存在。當年“9·11”襲擊對經濟的衝擊僅限於美國，而且持續時間很短；而如今，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星期或好幾個月，所以美國民眾無法指望外國伸出援手來緩解國內的經濟衰退。
彼時美國經濟展現了強大的韌性。人們迅速適應了高度戒備狀態；而在接下來幾年裏，航空客流量以及對紐約辦公空間的需求恢復到了恐怖襲擊前的水平。
2003年，中國香港經歷了非典疫情。此次疫情可謂新冠肺炎的預演。非典病毒最早出現在中國大陸，起初官方沒有及時披露疫情，隨後不得不採取嚴厲的隔離措施來阻止其蔓延。非典病毒可能是通過一名大陸醫生輸入香港的，該醫生於2003年2月入住了香港的一家酒店。
政府起初淡化了疫情的嚴重性。到3月底，香港一幢公寓大樓疫情爆發，經媒體報道之後，香港市民幾乎自發地採取了社交隔離措施。
“對於非典病毒的恐懼感開始在整個香港蔓延，”香港大學經濟學家蕭如彬(Alan Siu)和王於漸(Y.C.Richard Wong)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口罩迅速脱銷，到處都可以看到戴口罩的市民。公共場所每天消毒數次；人們更加頻繁地洗手，儘量不去擁擠的地方；餐館、商店、電影院和其他娛樂場無人光顧。”
香港政府最終關閉了學校，並要求任何確診或疑似非典患者進行自我隔離。
非典疫情給依賴觀光旅遊業的香港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根據蕭如彬和王於漸的數據，3月至5月間，日均抵港和離港旅客數量下降了80%，酒店入住率則從80%下降到不足20%。第二季度失業率飆升，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大幅縮水。
社交隔離措施達到了預期效果，疫情在4月底前得到控制。在政府並未給予大量直接支持的情況下，香港經濟迅速反彈。
就抗擊新冠疫情而言，非典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啓示就是：它在人們內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新的流行病出現時，香港機場會很快行動起來，檢查抵港旅客的體温。1月底，大陸首次發現冠狀病毒病例，之後不久，香港就開始限制遊客人數，並關閉學校、政府辦公室、主要旅遊景點、圖書館和游泳池。香港居民普遍佩戴醫用外科口罩，此舉類似於大規模疫苗接種，有助於防止傳染病的傳播。
截至3月下旬，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數已經下降，而且政府沒有宣佈封城。儘管如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與2003年一樣嚴重。香港政府已經採取了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不是自然災害，也沒有直接導致任何人死亡。然而，它就像冠狀病毒一樣，起初只對個體造成衝擊，但很快就吞噬了全球經濟，迫使決策者以前所有未的方式作出響應。
首先，美聯儲降低利率，並鼓勵各大銀行從美聯儲的貼現窗口借款。2008年年初，總統布什和美國國會批准了總額達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大部分美國人可獲得一張600美元的退税支票。
到了3月份，這場危機蔓延至美國金融體系的核心。美聯儲和財政部動用緊急救助權幫助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擺脱困境；同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產；美聯儲和財政部隨後救助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保險企業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股市遭受重創後，國會批准了總額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財政部通過該計劃向銀行、證券市場和汽車企業注入資金。2009年初，新當選的奧巴馬總統主導完成了一項金額達7,87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這場危機還使美國政壇陷入嚴重分歧之中，且這些分歧延續至今。雖然“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令美國政府受益，但大多數民眾認為，該計劃救助的是那些引發危機的人。這種情緒引發了右派的茶黨運動(TEA Party)和左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如今，上述觀點依舊存在。有人説，新冠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的衝擊不亞於金融危機；而特朗普總統和國會的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考慮採取救助措施和其它措施抵禦新的衝擊時，必須要權衡上述觀點。
日本東北地區發生的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海嘯造成1.9萬人死亡或失蹤，並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將其列為人類歷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損失金額高達2,390億美元。該地區是全球中間部件的供貨地，在地震和核泄漏後陷入停產，零部件短缺隨即導致世界各地工廠停工；因為人們擔心受核輻射影響，日本旅遊業、漁業和農業同樣遭受嚴重創傷。2月至3月期間，日本工業產值下降了16%，經濟陷入衰退。
日本最初的經濟反應是典型災後做法：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救援和重建，助推經濟復甦。政府還投入資源重建該地區，截至2014年，其製造業生產已恢復到災前水平。
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的經濟學家中田教授(Hiroyuki Nakata)表示，這種反應措施在短期內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效果就不那麼好了。“地震過後，政府補貼東北地區企業的做法產生了積極和直接的效果，並形成了溢出效應，但一攬子計劃的規模可能過大，讓一些殭屍企業也活了下來。
為了解決公眾害怕核輻射這一難題，在接下來幾年裏，日本關閉其所有核發電機，核電在日本發電量的佔比從2010年的25%下降2018年的5%。這種做法的科學性很值得懷疑。去年，馬修·J·奈德爾(Mathew J. Neidell)、內田新介(Shinsuke Uchida)和瑪塞拉·維羅內西(Marcella Veronesi)等學者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電價上漲後，日本家庭在天氣寒冷時採暖減少，2011年至2014年間1,280人因此死亡。然而，他們指出核輻射並未直接導致人員死亡，而只是引用了外界的預測數據，稱核輻射最終會導致130人死於癌症。
公眾對有害事物所帶來的已知後果會產生牴觸情緒，這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要在公眾的牴觸情緒和潛在經濟損失之間做好平衡，福島核災難就説明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直到3月下旬，新冠疫情似乎呈現了相反的風險：公眾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冠狀病毒威脅，從而迫使政府採取更具顛覆性的措施，即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同時設法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抵消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
與上述所有災難一樣，新冠疫情使政府、企業和公眾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並且要在痛苦中權衡利弊。而新冠疫情與過往災難的主要區別是，其規模和廣度是人們前所未見的。
Greg Ip / Danny Dougherty / Anthony DeBarros
2020年4月2日14:35 CST 更新
封面來源：ZUMA PRESS
有魚智投
全球精選基金，一站式配置
▇ 掃碼下載
喜歡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説説自己的意見，我們一起來討論，分享自己的觀點，説的不對的也要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