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的脱貧任務增添了新的挑戰，但中國30年的減貧經驗仍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鑑。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現在只有不到1000萬人被認為是“極度貧困”。依據世界銀行的標準，每日收入低於1.9美元被視為“極度貧困”。2015年，中國的極度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0.7%，而這一比例在1981年高達53%。在此期間，中國依靠高效的發展戰略，使約6億人擺脱了貧困。對於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這樣的脱貧速度在歷史上絕無僅有。
扎伊迪·薩塔爾
（ZaidiSattar）
孟加拉國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孟加拉國貿易、關税和產業政策問題專家，世界銀行南亞地區高級經濟學家。
在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各國在減貧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根據最新的統計，現在全球9%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極度貧困線下，而在1990年極度貧困人口比例將近36%。今天，全球仍有7.8億人生活在貧困中，這一數字高得令人難以接受，説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並未在各地區和國家間均衡分配。亞太國家在消除貧困方面最為成功，其次是南亞和拉美。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在採取減貧措施方面仍表現不佳。
不管發生在何處，貧困都像是一個詛咒。全世界的窮人都生活在骯髒的環境中，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充足的食物、住房、教育和醫保等。當前，全球每10個人中就有1人（總共近8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這一事實給過去幾個世紀人類文明取得的所有成就蒙上了一層陰影。國家和全球所面臨的重大挑戰阻礙了社會進步，使得大批人生活在貧困中。經濟增速放緩、宏觀經濟失衡、貿易緊張局勢升級、收入和機會不均、氣候變化、國際關係日益脆弱、衝突加劇，這些因素進一步阻礙了減貧工作和包容性增長。
因此，國際社會應當最終認識到採取行動的時機已經到來。但從目前來看，全球範圍內消除貧困的工作進展並不平衡，同時也缺少到2030年實現極度貧困清零目標所必需的條件和資源。根據最新的預測，這一目標可能無法按期實現。聯合國2019年度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度報告發現，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36%下降至2018年的8.6%。但是，隨着全球各國疲於應付深度貧困、暴力衝突和自然災害，減貧工作的步伐開始放緩。此外，全球飢餓指數在保持長期下降態勢後，最近又有所回升。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劇了這些挑戰，疫情在衞生和經濟領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阻斷了全球的經濟活動，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就業、收入和糧食產出造成了巨大的負面衝擊。疫情可能會使減貧日程表倒退幾年。我認為，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期限調整到2035年是一種切實可行的做法。
那麼，一項成功的、能有效消除貧困的發展戰略，應包括哪些關鍵因素？在高速發展、創造就業和減貧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中國學習借鑑哪些經驗？
將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總結為某種戰略未免過於簡單草率了。在諸多因素中，中國採取的對外開放和貿易導向政策無疑發揮了關鍵作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亞太地區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即貿易主導型發展模式。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較“亞洲四小龍”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中國很快意識到，國際貿易和知識轉移是實現快速發展的重要戰略來源。通過向國際市場開放貿易活動，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為其製造的產品開拓了巨大的需求，同時還引進了有助於提高生產效率的知識。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遵循了正確的工業化順序：首先，與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的違背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戰略（CAD）不同，中國的出口和工業擴張是建立在其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這是一種遵循比較優勢的戰略（CAF）。其次，通過從世界各地引進思想、技術和技巧，中國得以運用更先進的技術。總之，中國引進了世界的知識，輸出了世界所需。同時，來自世界的需求為中國的工業帶來了國內市場所欠缺的規模經濟。
中國採取的另一項戰略是謀求結構變革，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和創造就業機會。從歷史上看，世界上所有國家在現代化之初都是貧窮的農業國家。只有少數農業國家轉貧為富，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採取變革，將農村農業經濟轉變為城市工業經濟。中國也效仿了以上做法，但稍有不同。當人們從農村地區來到城市，他們的身份只是從農村貧困人口轉變為城市貧困人口，貧窮的狀態沒有發生改變。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況，中國的決策者們制定了相應措施，確保農民工能在城市的工業企業中找到工作，而這些企業也滿足了全球日益增長的需求。
如果非要將中國從貧窮到繁榮的過程總結成某個發展戰略，我認為是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通過開放貿易拉動了全球的需求，二是按照正確的順序進行了結構變革，從農村農業社會轉變成了城市工業社會。中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歷史上任何地方都快，同時社會各階層的貧困率全面下降，這使得繁榮成果由全民共享。在中國收入最低的40%人羣中，他們的收入增長速度比全國平均水平要快得多。
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從貧窮的農業國家成功轉變為繁榮的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全球價值鏈建立並完善，二者共同推動了這一繁榮景象。經濟體之間相互關聯，也稱貿易依存，使得全球數十億人成功擺脱了貧困。然而現在，人們正受到世界上某些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邪惡勢力的威脅。
過去70年間，在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等多邊貿易體制下發展起來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制暴露出一些治理框架方面的缺點。全球多邊機構需要實施有效的改革，使機構更加現代化，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正如一些成員國所暗示的那樣，迫使全球多邊機構逐步解散的做法無異於不分良莠，全盤拋棄。不可否認的是，如果這些機構最終解散，那麼世界上8億多窮人中的大多數將是最終的輸家。
（該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協調供稿，王靈桂統籌，趙江林校譯）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4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