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迪·迪恩:資本主義終結與“新封建主義”時代來臨

一、

在《資本已死》一書中,麥肯齊•沃克問道:如果我們不再是資本主義,而是在更糟的其他社會制度中??這個問題具有挑釁和褻瀆的意味,而且令人不安,因為它迫使反資本主義者面對一種拒不承認的、對資本主義的依戀。共產主義本應在資本主義之後出現,但現在它不在這裏,這是否意味着我們還在資本主義階段?毫無疑問,這種假設阻礙了政治分析。如果我們已經拒絕了嚴格的歷史決定論,我們應該能夠考慮資本主義已經變異成某種性質不同的東西的可能性。沃克的問題引發了一場思想實驗:目前有什麼趨勢表明資本主義正在把自己變成更糟糕的東西?

茱迪·迪恩:“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終結?”,截圖來自洛杉磯書評

在過去十年中,“新封建主義”已經出現,並與極端不平等、普遍不穩定、壟斷的權力以及國家層面的變化相關聯。保守派地理學家喬爾•科特金借鑑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泰勒•考恩對全球自動化經濟中極端不平等長期性的強調,他將美國的未來設想為大規模的農奴制。一個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將通過滿足高收入者的需要而生存,比如私人助理、培訓師、兒童保育員、廚師、清潔工等等。避免這種新封建主義噩夢的唯一辦法是補貼和放鬆對高就業行業的管制,正是這些行業使美國人擁有郊區住房和開放道路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這些行業包括建築業和房地產業,石油、天然氣和汽車業,以及公司化的農業綜合企業。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的攻擊中縈繞的農奴制幽靈不同,科特金將敵人定位在資本主義內部。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在某些方面更類似於封建結構——其流動的障礙往往是無法突破的——而不是混亂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在這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想象中,封建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中央集權的威脅和對私有財產的威脅這些意識形態因素仍然存在。

一些科技評論員對科技在當代封建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持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批評態度,儘管他們並不支持化石燃料和郊區生活。早在2010年,高科技大師杰倫•拉尼爾就在他頗有影響力的著作《你不是小玩意》中觀察到了互聯網農民和互聯網領主的出現。隨着一批科技公司變得日益富有和更加剝削——基於工人的廉價勞動力、用户的免費勞動力以及那些拼命吸引就業機會的城市給予公司的税收優惠,科技公司的所有者們變成了億萬富翁,這一主題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蘋果、Facebook、微軟、亞馬遜和Alphabet加在一起的價值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這些科技超級巨頭的經濟規模和影響,比大多數所謂的主權國家都要大。葉夫根尼·莫羅佐夫形容他們的統治地位是“封建主義的超現代形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他對複雜網絡結構的分析中解釋了支撐這種新封建主義的手段——以自由選擇、增長和優先依附為特徵的網絡。這些是人們自願建立聯繫或做出選擇的網絡。每個網站的鏈接數量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人們喜歡這些東西是因為其他人喜歡它們。複雜網絡中的鏈接分佈遵循“冪律”:最受歡迎的條目的點擊或者鏈接通常是兩倍第二受歡迎的條目的兩倍,而第二受歡迎的條目則是第三受歡迎條目的兩倍。以此類推,直到分佈曲線的長尾上的差異都變得微乎其微。這種贏者通吃或贏者多得的效應就是分佈的冪律形狀。最上面的那個明顯比最下面的那個多。分佈的形狀不是鐘形曲線,而是一個很長的尾巴。這一曲線上有幾個億萬富翁和十億不穩定的工人。複雜網絡的結構意味着,網絡中項目越多,高層的回報就越大。它還會引發競爭,爭相搶奪注意力、資源、金錢、工作,以及任何具有網絡形式的東西。這導致了人們注意力的集中。因此,自由選擇、成長和優先依附的結果就是等級制度,在冪律分佈的制度下,上層的人比底層的人擁有多得多的權力。

冪律概述圖

冪律分佈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是可以被阻止的。但這需要政治意願和制度權力來實現。然而,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努力創造條件,以促進而不是阻礙自由選擇、增長和優惠依附。

奎因·斯洛博丹的《全球主義者:帝國的終結和新自由主義的誕生》記錄了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即為了促進全球貿易,削弱民族國家對其經濟的權威。受到南營成員中新的後殖民主義國家有組織的一系列要求的威脅,這些要求包括賠償、爭取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穩定的商品價格和對跨國公司的管制,新自由主義在1970年代尋求“規避國家政府的權威”。他們倡導一種多層次的監管方式,一種競爭性的聯邦制,讓資本約束政府的同時,自身也不受民主控制的影響。用斯洛博丹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之一,漢斯·威格羅特的話來説,新的競爭性聯邦制要求國家“向下與聯邦機構分享主權,向上與國際法律共同體捆綁在一起”。

阿茲瑪諾娃的《處於邊緣的資本主義》一書沒有關注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中是如何導致一種新的不穩定資本主義的。推動放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貿易的政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全球市場從一個“國家經濟通過貿易協議整合到跨國生產網絡”的體系演變而來。由於這些網絡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尚不確定,保持國家經濟的競爭力已成為“首要政策問題”。競爭力已經取代了競爭和增長,成為國家的目標,這導致國家不是優先考慮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消除壟斷,而是“幫助特定的經濟行動者——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潤競爭中表現良好的人”。阿茲瑪諾娃承認,私營部門一直受益於公共資金,她強調了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新穎性,即“公共當局挑選被授予這種特權的公司”。“國家不干預並打破壟斷。他們創造並獎勵壟斷。

壟斷集中,加劇的不平等,以及國家對市場的屈從,已經改變了積累,以至於現在通過租金、債務和武力產生的資本增益,與通過商品生產產生的資本增益一樣多。阿茲馬諾娃指出,經濟中相對不受競爭影響的部門的私有化——能源、鐵路、寬帶——賦予所有者“食利者的特權地位”。從全球來看,在知識和技術行業,知識產權產生的租金收入超過了商品生產的收入。在美國,金融服務業對GDP的貢獻大於製造業。資本沒有再投資於生產,相反,它被吞噬並作為租金重新分配。定價過程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廠,進入了複雜的、投機的、不穩定的環道,越來越依賴於監視、脅迫和暴力。

資本主義正在把自己變成新封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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