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據美國勞工部發布數據，美國7月CPI指數同比上升8.5%，環比保持不變。而6月美國CPI指數同比增長9.1%，這或許意味着美國的歷史性通脹略有降温，但是依舊保持高位。
而剔除能源和食品價格的核心CPI指數，7月同比上升5.9%，環比上升0.3%，環比上升幅度較6月小幅回落0.2%。
儘管7月通脹數據稍稍好轉，但是美聯儲並未停止加息的步伐。昨日，芝加哥聯儲總裁CharlesEvans表示，美聯儲可能需要將政策利率進一步上調。此前美聯儲的加息目標是在今年年底達到2.25%—2.5%，而CharlesEvans認為利率需要達到3.25%—3.5%，並且在明年年底達到3.75%—4%。
此前，美聯儲已經連續兩次將利率上調75個基點，自3月以來，已累計加息225個基點。市場預計美聯儲依舊會繼續加息步伐，但是預計會放緩。
不過，對於此次歷史性高通脹來説，美聯儲加息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抑制通脹還需找準病灶、對症下藥。
從表面上看，此次通脹是供應鏈緊張、高成本推動和需求反彈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具體而言，首先，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的衝擊使製造業零件短缺、產量下降、訂單減少、延遲交貨，影響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其次，世界物流體系尚未從2020年的新冠疫情衝擊中緩和過來，這使全球物流效率低下，運輸服務價格高企；第三，西方國家的能源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青黃不接”，使能源供給供需缺口擴大；最後，各國政府在疫情緩和後大量“放水”，刺激經濟，使社會需求迅速反彈，自2021年3月後，全球進口貿易指數超過出口貿易指數，意味着需求端強勢復甦。
但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均面臨這三大問題，而唯獨西方國家的通脹卻持續“高燒不退”，其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實際上，需求反彈並不必然導致通脹，如果政府實施良好的供給管理政策，反彈的需求對價格的影響會被對沖。
但是，自上世紀30年底大蕭條以後至今，西方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依舊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認為，總需求的不足導致總產出的不足，因此，如果要提高產出水平，就應該刺激消費和投資。
儘管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使凱恩斯主義受到挑戰，但是依舊佔據主流地位。每當經濟面臨衰退風險，政府就選擇強力刺激需求。但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經濟的供給端受到嚴重衝擊，而西方國家並不是調控供給和生產，合理調配資源，讓價格上漲快的領域獲得更多的生產投入，而是繼續大力刺激社會需求，使本就失衡的供需關係更加畸形，這無異於抱薪救火。
另外，一有問題就“大放水”的固定模式，使西方國家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消費佔據了GDP很大的比重。這使政府為了防止“消費塌陷”從而影響選舉，而不得不持續刺激需求。
但是長期的刺激，擴大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政府的債務壓力與日俱增。因此，若是央行激進加息，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還債的壓力必然陡增，從而衝擊資產價格，影響就業和經濟復甦。
另外，西方各國央行非但沒有堅定其“儘可能獨立於當局之外”的地位，反而積極配合當局的刺激政策，大量購買國債，讓大量的流動性通過政府進入居民消費領域，從而成為通脹的隱患。
而近來甚囂塵上的“逆全球化”的貿易和國際關係政策取向，對本就“傷痕累累”的供應鏈來説無異於雪上加霜。據彼得森研究所的測算，如果美國整體關税下調2%，那麼通脹有望隨之下降1.3%。
因此，對於此次40年未有的高通脹，央行能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無法擔負起“治理主角”的職能。事實上，“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西方各國政府依舊不重視供給端的平衡，一味刺激需求端，並且繼續阻礙世界市場秩序的恢復，那麼通脹將難以緩解。而央行的激進加息，只會將經濟拖入衰退的深淵中。
文| 魏來 題 | 黃梓昕 審 | 李澤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