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性融資擔保的“放大器”功能，有望撬動更多金融資源助力經濟穩增長。
5月24日，國務院印發紮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通知，要求用好政府性融資擔保等政策。融資擔保被寄予厚望的原因在於：其能夠帶動各方資金，扶持小微企業、“三農”和創業創新羣體，為助企紓困提供“真金白銀”的支持。
銀擔合作是融資擔保落地的主流模式。上海證券報記者在一線調研中解到，在銀擔合作的實際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堵點”，建立長效可持續的互信機制，還需藉助政策措施、科技手段優化合作模式。
撬動信用的“放大器”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省級再擔保機構—市縣融資擔保機構”三級構架的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各級財政部門通過資本金投入、建立風險分擔機制等方式，對融資擔保公司提供財政資金支持。
據瞭解，國家融資擔保基金主要從事再擔保業務。自2018年9月底開業以來，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累計完成再擔保合作業務規模16946.93億元，服務各類市場主體161.13萬户。數據顯示，2021年，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新增再擔保合作業務規模7542.15億元。
融資擔保在普惠金融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夠帶動各方資金扶持小微企業、“三農”和創業創新羣體。
融資擔保的核心在於風險分擔機制，銀擔合作是融資擔保落地的主流模式，其中分責貸款較為常見。擔保機構為缺乏抵押物和信用記錄的小微企業等市場主體提供擔保服務，再由銀行放款，出險後雙方按照協議比例分擔風險，這有助於緩解銀行惜貸、懼貸行為，擴大信貸投放的覆蓋面。
自上海發生疫情以來，融資擔保充分發揮了“放大器”作用。銀行機構與上海市融資擔保中心合作推出“批次擔保貸”。建行上海市分行已累計投放擔保基金類貸款7.41億元，203家市場主體從中受益。北京銀行上海分行近兩月也已投放43筆擔保基金貸款，金額近1.8億元。
在助企紓困上，融資擔保還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近日，國務院推出紮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要求今年新增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再擔保合作業務規模1萬億元以上，計劃安排30億元資金，支持融資擔保機構進一步擴大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業務規模。
銀擔合作仍存“堵點”
現實中的銀擔合作仍然存在“堵點”。記者瞭解到，由於銀擔雙方合作不到位導致風險暴露，一些銀行曾大幅收緊銀擔合作規模，控制或調低擔保放大倍數，有的甚至暫停了業務合作。
銀行與擔保的風險收益並不對等。銀行議價能力較強，雙方責任劃分比例通常為2:8，也有部分擔保公司將風險全部承擔。
一名地方監管人士向記者表示，銀行通常更為強勢，是因銀行一般只同當地省級、市級的政府性融資擔保公司進行合作，准入門檻較高。加之銀行也是擔保公司最主要的客户來源渠道，因此擔保公司對銀行的依賴性較高。
擔保公司承擔的風險較高，但收益並不可觀。為響應政策號召，近年來政策性擔保費率已從1.5%降至0.8%，這也致使擔保公司盈利性較差、經營能力較弱。
一位擔保公司的從業人員告訴記者，雖然地方財政會對擔保公司進行風險補償，但實際申請過程並不一定順暢，需要得到銀行和擔保公司雙方同時確認才能扣款，這就會滋生風險責任歸屬爭議的問題。
現實中，風險共擔時常演變為風險轉嫁。銀行如果放鬆對客户的風險把控，則會導致擔保公司陷入困境，雙方互不信任之下，合作也難以為繼，“擔而不償”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擔保公司能力較弱也是銀擔合作的“堵點”之一。銀行在區域內能夠開展合作的擔保公司數量有限，部分中小擔保公司由於成立時間較短，公司規模、專業能力和資本實力也較弱。
一名股份行副行長亦稱，雖然和擔保公司有不少合作，但規模並不大。主要考慮到融資擔保公司能力較弱，業務流程尚不完備，因此對於合作開展較為審慎。
銀擔合作模式待優化
雖然銀擔合作存在困難，但並非沒有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為優化合作機制，地方政府也在積極牽頭政銀擔合作。一名國有大行對公業務負責人表示，近年來地方政府積極撮合銀擔合作，政府也會分擔一部分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銀行對普惠小微貸款風險的容忍度。
提升銀擔合作效率還需藉助科技手段。上述銀行人士表示，在篩選客户環節，銀行和擔保公司需要獨立調查，佔用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事先劃定區域目標客羣，合作開發線上化產品，進行實時信息共享，就能提升銀擔合作的效率。
據瞭解，“低息快批”“見保即貸”等銀擔合作的創新模式正在多點開花。例如對特色產業集羣開展“定製化”對接，進行批量審批、數據共享，打造系統直連，能夠有效解決銀擔合作中一直存在的痛點。
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銀行研究發展部總經理楊海平建議，優化銀擔合作，要着重推進雙方業務流程有效銜接，同時進行積極整合與改造。
“銀擔合作歸根結底是為了分擔風險，雙方要在不同的風險偏好、風險容忍度和風險管理能力中尋找交集，沿着這條邏輯主線互利共贏，才能建立可持續的銀擔合作關係。”楊海平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