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 侯潤芳）疫情衝擊之下，各國都採取了一定的貨幣政策予以應對。其中，中美貨幣政策在取向、工具選擇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如何看待中美之間貨幣政策的差異？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陳道富表示，中美貨幣政策差異主要是由中美經濟金融結構的差異決定。此外，在談到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時，他提出一個問題，“美國宏觀政策外溢的影響仍存在，通過不同的渠道、方式影響不同的主體。中美之間貨幣政策的偏離可以容忍多大幅度，這種偏離可以為此多久？”
為應對疫情衝擊，多個國家打出了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組合拳”。陳道富指出，我國也在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當前已出現經濟邊際變弱的跡象，金融風險暴露的壓力仍較大，與美國經濟週期、政策週期不同步帶來的跨境資金流動和金融市場變動，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明年的經濟政策，可能需要考慮採取財政貨幣‘雙（寬）松’的組合。”陳道富建議。
中美之間貨幣政策偏離可以容忍在多大幅度，政策偏離可以維持多久？
近日，在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月度研判例會上，陳道富在談到中美貨幣政策的差異時指出，中美貨幣政策差異主要是由中美經濟金融結構的差異決定。“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政府和國有企業在經濟生活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我國在選擇貨幣政策取向與工具時，充分利用了這些結構性特點，藉助政府、銀行，實現了金融和經濟的穩定。美國金融體系以直接融資市場為主，價格工具能發揮更大作用，採取了較大幅度的降息。此外，微觀主體的承受能力不同，也影響了貨幣政策的選擇。比如，我國居民有較高的儲蓄，可以通過保市場主體來保就業；但美國居民的社會保障程度較高，儲蓄率較低，更多地採取直接救助的方式。”陳道富還指出，雖然中美兩國貨幣政策存在差異，但從政策實施效果看，兩者都達到了大致相同的效果。
在談到美國貨幣政策的外溢影響時，陳道富指出，美國既是經濟強國，也是金融強國，更是世界貨幣的主要提供者。美國的經濟週期、金融週期和政策選擇，必然會對世界經濟、金融狀態產生根本性影響。在世界經濟相互聯繫、金融有一定連接的情況下，中心國的經濟、金融，特別是政策外溢是必然的，對於非中心國家，也許可以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沖，但都需要承受衝擊。可以（通過）加大匯率波動幅度，由跨境主體承擔價格波動，提高非貿易品的相對安全性。但資本高度參與的匯率市場，匯率也成為金融資產，價格存在大起大落的風險。
“雖然我國經濟規模足夠大，仍保留一定的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渠道，在匯率更有彈性的情況下，國內貨幣政策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但美國宏觀政策外溢的影響仍存在，通過不同的渠道、方式影響不同的主體。對於中美之間貨幣政策的差異，中美之間可以容忍多大幅度的貨幣政策的偏離，或者説在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長期採取極度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中，我國的正常化的貨幣政策能維持到什麼程度，能維持多久？”陳道富提出。
明年的宏觀政策或需要考慮財政貨幣雙寬鬆的組合
為應對疫情衝擊，多個國家打出了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組合拳”。那麼，財政和貨幣的合作可以達到什麼程度？
陳道富指出，在一個貨幣區內，財政與貨幣的合作，猶如體外生命維持系統，可以持續不斷地維持生命系統的循環，但也帶來對這套體外生命維持系統的依賴，形成路徑依賴和自我鎖定，很難培育出自我免疫能力和活力，打破自我循環。
“西方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目前看起來好像是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很難從現在組合裏退出來。”陳道富進一步解釋，資產市場的有效運作，將低利率記憶下來並鎖定。一旦提高利率，政府的債務利息會大幅上升，資產價格會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微觀主體的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就會受到挑戰。一旦資產負債表出現衰退，即使在企業利潤改善時，有改善資產負債表的壓力，但也無力推動新資產的擴張。為穩住資產負債表的政策措施，將資產負債表鎖定在特定利率水平上，既缺乏動力、也缺乏條件，走出舒適區。”陳道富説。
陳道富還指出，我國也在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一方面，從我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角度，經濟處於舊結構坍塌，新結構孕育的階段，政策上既需要“看見”未來，又需要“熬過”當下。在某種程度上，“剩者為王”，強調“跨週期”宏觀調控。這需要充分藉助週期以外的力量，主要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政府部分將財政和貨幣連接起來，可以延長特殊時期的經濟“耐受力”。因此，我國既需要增強政府支持經濟的能力，也需要加強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
“當前已出現經濟邊際變弱的跡象，金融風險暴露的壓力仍較大，與美國經濟週期、政策週期不同步帶來的跨境資金流動和金融市場變動，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陳道富提出，明年的經濟政策，可能需要考慮採取財政貨幣“雙（寬）松”的組合。
編輯 徐超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