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餘思毅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成為第143個成員。二十年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接近30%，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分量越來越重。
入世二十年，中國從順應潮流到引領潮流。回溯歷史，中國入世以來究竟有哪些重大的改革開放舉措？在逆全球化、貿易變局之下，中國堅持開放，體現了怎樣的擔當？當下WTO面臨改革、全球貿易格局面臨重塑，中國應該如何抉擇？
12月8日，時代財經就上述問題，專訪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屠新泉。
屠新泉師從我國WTO研究開創者之一的薛榮久教授，是國內WTO研究的權威人士，其學術生涯也與入世多年的進程密不可分。
1998年，屠新泉跟隨薛教授攻讀外貿方面的碩士研究生，開始了與WTO相關的專業研究。
中國入世當年，屠新泉也開啓了其博士生涯，其博士學位論文為《中國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主要思考中國在入世後面臨什麼樣的變化。
屠新泉對時代財經回憶道，當時組織材料撰寫論文期間，並不具備實地到WTO總部進行調研的條件，只能在國內跟WTO相關人士接觸進行了解。
直到2011年，也就是中國入世10週年，中國在WTO的地位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屠新泉也得到去WTO秘書處做訪問學者的機會。
屠新泉告訴時代財經，WTO是政府間組織，對學術界的開放度並不太高。他當時通過時任WTO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的參贊王曉東的幫助，得以自由出入WTO的大樓旁聽一些會議，利用其圖書館，與使團代表進行訪談交流，近距離研究關於中國參加政府採購協議的談判。
據悉，入世二十年，中國的關税總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5%以下，遠低於入世承諾的10%，中國在對外打開大門的同時，也積極融入國際市場。在屠新泉看來，外貿經營權的放開是外貿管理制度領域一個非常重大的變革，對外貿的發展意義非凡。
“以前我們是把競爭力抑制住了，入世是把競爭力釋放出來了。”他進一步表示，過去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外貿經營權都是由國家統一管理。正是因為外貿經營權的放開，中國有比較優勢的民營企業大量的進入到國際貿易市場。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屠新泉
入世二十年，關税總水平下跌至個位數
時代財經：中國入世以來，有哪些較為重大的改革開放舉措？能簡單點評其意義嗎？
屠新泉：首先，中國履行市場準入的承諾，降低關税，取消非關税壁壘，這些都涉及制度的變化。
中國的關税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2021年的7.4%，關税約束覆蓋率達到100%。農產品平均關税水平14.8％，遠低於發展中成員56%和發達成員39%的平均關税水平，非農產品關税降至6.5%，顯著低於一般新興市場國家，且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在進一步縮小。
同時，中國按加入承諾全部取消了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和特定招標等非關税措施。以前我國的外貿管理當中，非關税措施是更重要的手段，如配額許可證，這些在入世之後都被取消了，是非常重大的制度上的變化。
第二，外貿經營權的放開是外貿管理制度領域一個非常重大的變革，對外貿的發展意義非常重大。
自2004年7月起，中國進出口經營權由審批制改為備案登記制，大大提高了企業外貿活動的活力，尤其是民營製造業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積極性，也為隨後中國跨境電商的大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2019年，民營企業首次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第一大外貿主體。2020年，民營企業佔中國外貿總值升至46.6%，而2001年時這一數字僅為6.6%。
第三，有的變化可能不一定完全是 WTO的規則直接要求的，而是我們為了履行降低關税，包括透明度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等WTO的一些基本原則和要求，對國內的法律體系進行了重大的調整。
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進行了大規模的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和新立法工作，包括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規19萬多件。這些法律包括外貿法，還有涉及外資管理、服務業的管理辦法等。中國重新修訂《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加快《專利法》和《著作權法》等法律修訂。
入世把民企的競爭力釋放出來
時代財經：能否重點談一下外貿經營權的放開對中國的影響？
屠新泉：中國入世創造了世界奇蹟。
入世是中國要擴大市場開放，降低關税，取消配額。從這個角度來看，政策變化的後果應該是中國的進口會增加，但實際情況是，中國進口確實增加了，但是出口增加的量比進口還要快，中國外貿順差不斷擴大。這是出乎意料的，這個奇蹟源於剛剛提到的外貿經營權的放開。
加入WTO對中國來講影響是方方面面，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它們有了參與世界競爭的機會。以前我們是把自己的競爭力抑制住了，入世是把競爭力釋放出來了。
之前外貿經營權，都是國家統一管理的，實際上，這極大限制了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機會。當時的制度設計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因為以前中國的外匯很緊缺，政府為了控制外匯等，限制外貿經營。從國家的角度來，一定的控制是有其道理的，但另一方面確實也限制民營企業的成長，限制了企業的國際化。
外貿經營權的放開是真正意義上中國企業走向國際的關鍵一步，民營企業其實從改革開放開始就慢慢發芽了，外貿經營權的放開向它們敞開了世界市場的大門。
正是因為外貿經營權的放開，使得中國有比較優勢的民營企業大量進入到國際貿易市場，把出口的能力釋放出來。
WTO面臨新變革，中國面臨新抉擇
時代財經：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保持穩健的增長，請問，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對全球經濟貿易有哪些積極意義？
屠新泉：中國入世以後，相當於一支生力軍加入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或是世界市場的競爭當中。十幾億的人口參與到國際市場與國際資源的循環當中，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增量。
中國通過開放的方式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實現了自己的發展，同時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前，中國的GDP增量，佔世界的30%，外貿的增量可能還不止30%。
時代財經：但在這期間，國際貿易摩擦也從未停息。據財聯社報道，歐盟12月8日公佈一項“反脅迫”草案作為“貿易武器”。針對中國等被其認定存在“經濟脅迫”的國家，加收關税、使用配額或交易許可證暫停市場準入，以及限制公共採購項目和投資市場準入等。怎麼看待與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
屠新泉：貿易摩擦跟貿易發展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貿易規模增長得越快越容易發生一些摩擦，所以應該分兩面來看待。
截至2021年8月，WTO成員共提起605起爭端案件。其中，美國被訴156起，佔被起訴25.8%；歐盟被訴88起，佔比14.5%；中國被訴47起，佔7.8%。
而以中國加入WTO後的2001年12月11日起算，同等時間段內美國和歐盟申訴的案件數分別是55起和49起，被訴的案件數分別是100起和55起，均高於中國。
貿易摩擦在另一方面反映貿易增長的勢頭，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總體上還是比較平穩。當然中歐之間像反傾銷、反補貼這樣的案例是有的，但從中國貿易的整體來看，都是局部的問題，不存在全局性的影響，總的勢頭還是不錯。
這兩年歐盟對中國批評指責比較多，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WTO規則的問題，更多的是國際競爭格局的變化，説到底是他們不適應中國企業的崛起，對他們構成了超出心理預期的壓力。
歐盟又不願意承認，所以反而説中國的競爭力是來自於一些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兩者是不太一樣的經濟體制，在他們的認識裏還存在一定的偏見，或者説要充分認識中國還需要一個過程。
時代財經：逆全球化風氣再起，疫情後，全球貿易格局重塑，WTO也面臨改革。屠老師能談談中國該如何抉擇？
屠新泉：WTO是成員驅動的國際組織，秘書處在WTO裏面是起一個輔助的、服務的作用，不是決策的作用。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成員國、各個代表團。
目前來看， WTO改革面臨很大的困難，美國政府在貿易政策上的變化不大，拜登的貿易政策仍然是以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相對來看，對多邊貿易體制對WTO的支持力度也非常有限，基本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我們還是堅持支持WTO，支持經濟全球化，團結其他WTO成員國，跟貿易保護主義做鬥爭，同時推動進行必要的改革，也包括推進一些談判，像最近剛剛結束的服務管理規制的談判，中國也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