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由我國着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灣區，自規劃綱要發佈一年來，通過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舉措，加速內地與港澳地區的融合，積極推進基礎建設，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已成為中國市場化水平最高、創新研發能力最強、國際化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
但在巨大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潛力的背後，粵港澳大灣區也面臨着諸多方面的挑戰。在今年全球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單邊主義依舊盛行等現實國際環境和不利條件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如何積極應對挑戰、牢牢把握機遇，提升國際競爭力；如何在對接國內、國際雙循環方面發揮主要作用，成為當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9月28日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在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行，以“暢通雙循環 構建新格局”為主題，與各界嘉賓共同聚焦大灣區，探討大灣區時代背景下融合與競爭的現實和未來，探尋大灣區未來的發展路徑。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是與世界其他三大灣區之間仍然存在着非常明顯的差距，粵港澳要進一步向服務經濟乃至更高的創新經濟轉型，不能像以前一樣，完全依賴單純的產業轉型，而是需要一種通過更加複雜合理的協同機制來實現，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形成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原因。
灣區建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每一步跨越都將深刻影響未來南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格局，自2018年始，《經濟觀察報》就不斷探索，通過專題報道、視頻欄目、調研報告、高峯論壇等形式持續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狀況，用品質內容鏈接人、城市和灣區。作為媒體的我們期望自己不僅僅是見證者，記錄者，也是實踐者。我們希望以理性、建設性的聲音，和企業家們一起推動中國和世界的商業文明，這是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和使命。
徐澤在演講中指出，當前大灣區建設重點是要抓好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統籌協調的制度體系，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實體化執行機構，也就是必須解決具體“誰來管”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加強綜合授權改革試點。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可在大灣區先行試點，通過綜合授權的方式將大灣區有關事項的審批，下放至廣東省或珠三角各市，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管理辦法並實行屬地化管理，中央有關部門負責政策把關和巡查監督。然後逐步積累經驗，複製推廣。
徐澤在演講中強調，大灣區建設歸根到底應該是為人民謀幸福，所以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大灣區建設才不會走偏，才能取得成功。要想大灣區對港澳居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才產生吸引力，一定要把教育、醫療、交通、環保以及生活便利度等問題解決好。
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和重點，四大目標，放在雙循環的格局下就是四大循環，人員的循環、商品的循環、資金的循環和信息的循環，對比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我們在人員的循環、人員的自由流動方面差距最大，這是制約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一個非常核心的因素。那些世界級灣區之所以有活力特別是有創新活力，一個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員的自由流動，而不是人員的變化流動。人員的自由流動要比貨物、資金、技術和信息的自由流動要重要得多得多。説到我們需要信息流動、技術流動，如果沒有人員流動，那麼這種信息流動、技術流動都會大打折扣，如果不能實現三地人員的自由流動，香港、澳門、深圳、珠海的特區優勢就不能充分發揮出來，粵港澳大橋和廣深高鐵的潛能也就難以充分發揮出來，人的自由流動是未來十年、二十年我們需要重點重點關注的一個核心課題。
外循環最重要的是要防範美元體系包括港幣體系被濫用，需要有一個相當於和平協議和統一戰線，希望避免用美元的時候能有一種貨幣可以在全球通行，這種貨幣可能就是數字貨幣，騰訊、阿里、華為他們在海外都有業務，他們這些企業的支付手段都非常先進，如果有這麼一個支付體系，就有可能避免美國美元體系的長臂管轄。而最終的競爭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生態環境，這個生態環境是在全球的範圍下去競爭，競爭裏最關鍵的就是人才，如果是人才就是家庭，家庭關心的是工作機會、生活環境、社會環境，整個灣區的建設是應該以人為本，但是真正能夠吸引到人的還是要靠制度，因為制度才是可持續的，所以在中國雙循環的戰略當中，大灣區是具有特殊的歷史使命和特殊角色。
舊金山灣區委員會全球計劃副總裁兼中國業務主管Jennifer Zou與現場視頻連線中表示，舊金山灣區與粵港澳大灣區很相似，每一個城市有自己的獨特性，也需要政府成立一個能夠協調的機構，讓這些城市都能發揮他們自己的優勢，並在發揮自己優勢的同時，共同推進整個區域的提升和發展。我們通常在每個季度會召開各個專題的會議，讓當地的城市共同參與進來，不光是對現有的發展做一個評估，也是對未來的發展做一個規劃，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也可以參照這個模式，發展各個城市裏自己已有一個優勢，然後再把它們連接起來，讓每個城市優勢互補，成為一個真正有活力的生態系統。開放、合作是永遠不變的話題，希望舊金山灣區能夠與粵港澳大灣區之間保持溝通，繼續推進雙方在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關家明在視頻對話中表示，科技創新對大灣區來説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不僅是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説。在現在當前全球經濟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大灣區裏面的科技發展的勢頭各有各的長項，生產研究開發的一些部分如果能夠去整合會更好，我覺得地區的發展實際上不要求統一，更多的是保持相對的差別與競爭和優勢互補，這個也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特色。大灣區過去40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的很多體制上的改變，都是通過民間與市場去推動的，從結果看來，它是相對有效率的，現在我們也是儘量放大一些思想的空間，去推動一些改變，然後在政策的層面一定要有體系層面去配合，可以把較強地區的經驗推廣到整個灣區，再從整個灣區思考如何能夠把它推向全國。
除了上午多位嘉賓的主題演講，在下午的論壇研討會上，一眾嘉賓及企業高層也圍繞對標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如何發揮自身優勢；未來科技創新將如何進一步賦能智慧城市發展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企業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開放新動能，進一步發揮科技金融優勢；後疫情時代，各行各業如何助力灣區經濟復甦等多個議題展開了積極的探討。
廣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學術總監 樂正在論壇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之一就是它的高成長性，可能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間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成長性是最強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韌性是第二個優勢，歷經很多風風雨雨，遠遠超過歐美這些先進發達國家。同時，大灣區是最具多樣性的灣區，不管是產業結構多樣性，制度體系多樣性，包括髮展層次也是多樣性，9+2的11個城市在不同的層次上發展，這種層次也是優勢之一，可以互補，可以相互支撐。
制度創新可能還有另外一個路徑，就是通過技術創新來推進制度創新，比如説數字貨幣將來通過區塊鏈技術上的革新，來導致我們金融機構做一些制度上的變更，因為區塊鏈可以解決數字貨幣的有些問題。中國現在在做的金融科技、數字貨幣，我們對比非常的期待，因為這個一推出來以後可以説去美元化也好，還是數字資產的經營管理也好，都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也是全球性重大的突破。
目前中國正在快速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消費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肯定是要兩條腿走路，外循環全球化繼續要推進，內循環也不能忽略，而這個方面恰恰是中國超過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最大的本錢，就是我們的內部消費市場規模比它們大很多，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
大灣區是有很好的基礎條件，近幾年大家會發現國內的需求、品質要求越來越高，對於服務業相關的產業的需求逐漸在提升，同時也開始逐漸向外輸出我們的一些標準。所以在這方面的“雙循環”模式，大灣區一方面要逐步提升整個服務品質，對於外循環我們這些領頭企業是有一些責任把中國的標準輸出到世界，希望在後面能夠繼續在這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
佳都科技企業戰略發展總監 婁剛在論壇中表示：相比其他三個世界級的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在有些方面還是需要進行提升的，未來發展的趨勢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在整個產業升級方面還有空間。此外，世界級的灣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除了特別美麗的海岸風景的自然資源，另外還有很強的科技研發的體系，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如果要具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必須要有科技創新體系上做一些突破。我覺得在這裏就要進一步的來構建像產學研企為主要載體的主體參與，比如説研發的機構要考慮怎樣讓技術的產業化，企業要提供給這些技術應用的場景，做到了這樣一個互動的發展趨勢之後，才可能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創新體系。
大灣區的發展要做好三個循環：第一個大灣區內部的循環，灣區內的產業是多層次的，可以構建灣區內部的生態體系，打造內部的循環；二是在國內大循環當中，整個大灣區要整船出海，作為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參與到國內的循環當中；另外，大灣區有多家世界級的企業，可以參與到國際化的競爭當中，雖然現在貿易保護很嚴重，正是因為現在數字化的發展，數字技術的發展，它可以規避很多制度上的壁壘，我們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我覺得在這個方面的循環可以為國家未來制定“雙循環”制度方面做一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