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的“奧德賽”

今年是《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簽訂三十週年，歐洲一體化的理想最終成為一種政治實體。在二十世紀的災難性悲劇之後，歐洲開始清理自己的政治遺產並重新思考主權與民族的概念。在經過戰後重建、去殖民化以及法德和解等一系列歷史時刻之後。歐盟以自身的決斷試圖不再重複大國政治的悲劇，以一種新的道德理想再次介入到世界體系之中。

歐盟代表着告別20世紀種族災難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多邊主義與普世理想重新構建自己的政治版圖。歐洲價值所藴含的和平主義與市場經濟模式在冷戰西方陣營的勝利後，也被視作歷史終結的重要價值。然而，歐洲內部的裂縫始終存在，我們發現歐盟並非一個理念中完美的“理想國”。30年前歐洲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吸納東歐的移民，德國如何在中歐的地理位置上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色，在新自由主義的衝擊下，歐洲的福利制度能否繼續。當時的歐洲人樂觀地認為，共識政治和市場經濟足以吸納這一切。那麼今天，當歐洲的右翼領導人以一種熟悉的方式迴歸，新冠疫情使人們意識到主權邊界、歐債危機正在蠢蠢欲動，難民問題與多元文化的爭論開始使人們重新討論共識政治和公民共同體的底線時，這種樂觀情緒似乎已經煙消雲散了。歐盟，作為歐洲歷史上最偉大和進步的一項超主權的政治實驗，它的未來與想象處於擺盪和爭議之中。而要延續這場實驗，意味着我們不僅需要回溯歷史，去超越二十世紀殘酷的歷史傷痕，更考驗着今天駕駛歐盟這艘巨輪的領導者是否具有改變的勇氣和決斷的審慎，在理念與現實博弈間繼續共識政治的路線。

歐洲一體化進程已走過七十載。二戰後一羣痛定思痛的精英和倖存者們認定只有聯合起來，歐洲才能避免兩次大戰的悲劇，在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創造未來。他們的期望和選擇奠定了戰後歐洲的路徑和命運，塑造了當下歐盟的現實，牽引着它未來的發展。這一綿延幾十年、影響眾多人類福祉的巨大政治經濟實驗，跨越眾多國家和世代，有着無數互相勾連的事件與人物。想要把握它的脈絡，並非輕鬆之舉。而歐元問題的實質，其實是法德兩個歐洲的超級大國，對於歐盟領導地位和經濟治理模式的角力。

經濟學家阿紹卡·莫迪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部與研究部的代理主任，也曾在世界銀行、普林斯頓大學等顯赫的研究機構和經濟組織教學、任職。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期間，他深刻參與了政策研究與現實觀察，並和當時身處危機的歐洲財政官員有着個人的交往與接觸。莫迪的《歐洲悲劇》以“戲劇”的形式梳理了從歐盟成型到單一貨幣歐元誕生，再到債務危機席捲歐洲的全部過程。本期專題，我們邀請獨立學者黃非，以《歐洲悲劇》為線索，撰寫文章。在今天，歐元作為昔日“歐洲價值”的產物，也變成了問題的本身。

《歐洲悲劇》原名“歐元悲劇”（Euro Tragedy），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本書主題涉及戰後歐洲的方方面面，“歐元”更像是穿針引線的某個“主要角色”，把故事的線索串聯起來。能遊刃有餘處理如此龐大、專業、複雜之主題的莫迪教授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期間，深刻參與了政策研究與現實觀察，並和當時身處危機的歐洲財政官員有着個人的交往與接觸。無論從專業還是經歷兩方面來説，他都是進行這一主題寫作的絕佳人選。莫迪教授從不避諱自己的立場，《歐洲悲劇》，正如它的戲劇形式所暗示的那樣，有明確的場景和情節，英雄與惡棍。當然，作者高超學術訓練和豐富的政策經驗使得他的觀點大多言之有據、邏輯分明。不過，悲劇之所以為悲劇，往往也出自命運的定奪和人智的有限。很少有罪責可以完全歸在悲劇的角色內在品質缺陷上。因此，筆者在大體認同莫迪教授分析之精準、邏輯之明晰的同時，也會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更加同情地理解這出戏劇中“惡人”們的選擇與思考，還原更加複雜微妙的歷史情境。

現下這出歐洲悲劇的起源是另一次悲劇的結尾。餘燼中新的開端是希望的重啓。被敍説了很多次的故事是這樣的：一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身心俱疲，面臨一片廢墟的歐洲人，決定摒棄前嫌讓慘劇不再重演。這第一幕劇叫做“黑暗中的躍進”，劇中的主角包括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和“歐盟之父”讓·莫內。他們無論在背景、動機還是理念上都大大不同。是實用主義對必然性的認識與責任的倫理混合，讓兩者所代表的法德兩國開啓了艱難的和解之旅。這一和解精神的產物就是1950年的“煤鋼共同體”。這一看似不起眼的、完全只是地區性的經濟合作組織，將會在1956年的《羅馬條約》後發展擴大為歐洲經濟共同體，並最終演變為後來的歐共體/歐盟。

這一美妙和成功的故事成為歐洲一體化的創始神話，在日後的日子裏會成為方法的標杆與希望的來源，它所包含的精神和模式也會一遍遍嘗試重複自身，彷彿這本身就是成功的保證。這一神話劇本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不斷深入、擴張的歐洲一體化進程被視作某種“天命”，“不斷接近的聯盟”不但是某種可欲求的政治目標，同時還被賦予了某種神聖義務的色彩。

第二，上述“天命”的祭司和執行者是一羣理念高蹈的“歐洲人”精英。他們/她們會高瞻遠矚地從前面“帶領”歐洲前進，從具體的、經濟上的議題出發，先製造既成事實，讓各自的人民體驗到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好處，再以經濟為突破口推進政治上的一體化。

第三，一體化進程中的危機和困難會成為更進一步推進聯盟的助力，歐洲一體化的選擇和進程被設想、甚至被設計為“沒有回頭路”，想要解決問題，只能更進一步推進歐洲國家之間的融合。這被莫內標誌性地稱作“向前摔倒”——每次危機都將是邁向“歐羅巴合眾國”的催化劑。

阿紹卡·莫迪，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教授（Charles and Marie Robertson Visiting Professor）。此前，他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部和歐洲部的代理主任。他也在世界銀行、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貝爾實驗室工作過。莫迪在有關發展和金融項目及政策方面，為世界多個國家的政府提供建言，同時也在多個領域發表過政策和學術論文，著有《歐洲悲劇》。此照片由阿紹卡·莫迪本人提供。

當然，正如任何偉大的劇本不乏轉折與驚喜一樣。這一激動人心的“創始劇目”也不是隻有其光明面：“泛歐”精英的急躁與一廂情願在歐洲事業和主權民主的原則之間製造了不可忽視的張力和矛盾；而這一現實又反過來製造了政治家們“歐洲團結”的言辭與對國家利益之強調的現實之間的落差。法國總統戴高樂自己提出的“歐洲軍隊”——歐洲防務共同體——的構想，又同樣是在法國人手裏沒能成為現實。莫內所領導的“煤鋼共同體”高級公署一度掌握了可以和主權國家相媲美的巨大權力，卻在《羅馬條約》簽署後，被替換為更加龐大但卻缺乏實際能量的（歐盟）委員會。

成功背後的陰影一直存在，當未來新世代的領導人和理念家試圖重演激動人心的一體化早期歲月的奇蹟之時，他們召喚的往往是陰影本身。如同莫迪教授不斷強調的，開放邊境自由流動與降低關税的自由貿易對成員國主權的侵蝕並不過分。歐洲的民族國家仍然保留了經濟、政治、軍事上絕對自主。“更加融合”的歐洲、“不斷接近”的聯盟，如果要走向下一個階段，主權國家需要做出更大的承諾與犧牲，而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並不真的被歐洲國家的民眾和統治精英接受。

社會的異質性、統治的可問責性和治理的效率是一個“不可能三角”，無法完全兼顧。具體到歐洲的例子，不斷擴張的“歐洲大家庭”、“一體化的不斷深入”、“民主問責”這三點會處在永恆的矛盾之中。歐元的歷史正是這一矛盾鮮明的體現。但歐洲一體化創生神話的魅力、想要在經濟上和德國平起平坐的國家自豪讓法國的領導人認為“單一貨幣”會是一舉多得的良方。

1961年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論文被視作歐元在經濟學上的基礎。但是，經濟上合理的“最優貨幣區”與其説從一開始就存在，不如説取決於市場的融合與發展速度、步驟不同的社會成分之間的不斷“匯合”。美元從誕生到成熟花了超過一個世紀，經歷無數磨合與發展，美元才隨着美國國家的強大與完整成為了國內的“最優貨幣”。設想中的歐洲單一貨幣當然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擁有“最優貨幣區”帶來的種種好處。在統一的歐洲貨幣構想於1969年首次被提出的時點，戰後的布林頓森林體系正在邁向崩潰，世界貨幣制度的主流正不可避免地滑向浮動匯率制。

歐洲在邁向單一貨幣過程中的聯繫固定匯率體制也一次次因為承受不住現實的經濟壓力而崩潰：歐共體中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週期節奏、財政健康程度大不相同。經濟相對於低地國家、北歐、德國較弱的南方國家，需要不斷通過本幣貶值來重建自己的貿易平衡，恢復出口的競爭力。單一貨幣剝奪了主權國家設定自己的基本利率與匯率水平的權力，不僅僅是對主權的巨大損害，也從國家當局手中拿走了調節經濟、緩衝外部衝擊至關重要的工具。為了彌補這一損失，統一貨幣區必須伴隨着相應的制度協調和財政支付。但是，這意味着貨幣聯盟必須配合財政聯盟，而歐洲人從上到下都沒準備好把決定預算和徵税的權力交給超國家的歐洲機構。

《歐洲悲劇》劇目表中第一個“大惡人”，兩德統一的大功臣赫爾穆特·科爾就此出場。在莫迪教授看來，單一貨幣的設想本來隨着歐洲匯率機制（ERM）的失敗和德法之間的分歧就要成為不可能了。然而，完成兩德統一這一大偉業的科爾總理，不管是出於個人野心、留名青史的渴望，還是對歐洲未來錯置的責任感，一舉利用德國在歐洲的優勢地位和個人空前膨脹的權力與威望，把這一不可能變為可能。

然而這一個人的奮進和政治操弄無法解決本文前面所説的“基本結構矛盾”。歐元的支持者們把理想包裝為現實，把期待等同於必然。他們一面幻想採納單一貨幣會促進歐洲不同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上的“匯合”，一面又宣稱“不完整的貨幣聯盟”——沒有中央財政和全歐統一協調機構的統一貨幣可以穩定存在。於是真正落實的“歐元系統”，也就是現實中的單一貨幣，是一個糅合了各種政治需求、用幻想代替現實，充滿了矛盾和漏洞的怪胎。德國納税人決不接受用自己的資源幫助外國解脱困境的可能性，因此《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規定了“不救助”條款。

在這個前提下，《穩定與增長公約》又規定了成員國的債務上限和赤字水平。這背後的“德國思維”是這麼推理的：如果成員國可以學習德國保持財政紀律和宏觀審慎，他們自己就可以應對外部經濟衝擊，而既不需要貨幣貶值、利率自主也不需要外部援助。成員國面臨債務違約和重組的安排更是沒被仔細考慮過——在後冷戰的樂觀情緒中，彷彿歐洲的經濟和一體化進程一樣，是一個只會向前不會後退的凱旋。換言之，在單一貨幣區剝奪了成員國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的工具箱之後，德國人對規則的沉迷又限制了他們用財政政策來渡過難關的選項。

紀錄片《BBC：2012系列之歐元危機》劇照。

在莫迪教授看來，伴隨着歐元區落實而成立的歐洲央行，是另一個過於專注於“價格穩定”同時又缺乏民主可問責性的怪物機構。他認為，歐洲央行（ECB）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共同體現了德國人的“穩定意識形態”，要為歐元區20年後的經濟危機負主要責任——《歐洲悲劇》中的另一個（對）大惡人又出場了。這一分析有其邏輯和道理，但其實也是基於一個特定的分析視角。

藉助《歐元背後的思想之爭》的説法，戰後歐洲的經濟思想本來就存在着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觀點”和以法國為代表的“南方觀點”之爭。北方觀點注重在事先確定的規則指導下發揮市場主體的自由能動性，政府主要負責制定和實施規則、懲罰破壞規則的壞行動者。當市場主體在設計良好的規則下負責地行動，政府事後再去幹涉與管理的必要性也降低了。無論是歐洲央行的“價格穩定單一目標”還是《穩定與增長公約》都是這一北方視角的體現。應該説，這一思想在經濟上並不缺乏合理性，而戰後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成功，也説明它也不是純粹的“幻想”。南方觀點更多強調政府的能動性。無論是對經濟發展的控制、引導，還是面臨危機時的早期行動與激進“風險管理”，都要求政府“走在市場前面”，糾正市場在發展中的偏差。

《歐洲悲劇》中，莫迪教授大大讚揚了美聯儲在美國經濟危機期間激進、創新的貨幣政策和危機管理思路。毫無疑問，如果歐洲央行和歐元是“惡人”，那麼美國的聯邦政府和美聯儲就是“好人”。雖然美國的思想和實踐無法放入歐洲背景的南方-北方思想譜系中，在監管當局對於金融風險的警惕還有貨幣政策的積極和大膽這一點上，顯然美聯儲更靠近南方觀點而不是北方觀點，這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本書的分析框架與基調。

考慮到歐元區是一個不完整的貨幣聯盟，歐盟缺乏中央行政權威這一現實，我們可以説它更接近去中心化的聯邦制的德國，而不是集中制的法國。北方觀點在塑造歐元系統中的強勢，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德國人的強勢、頑固，還有自我利益。

《歐元的思想之爭》，作者：[德]馬庫斯·布倫納邁耶等，譯者：廖岷等，版本：中信出版社2017年10月。

政府債務和赤字水平只是表象，背後深層的結構因素才是決定經濟表現的重點。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説，政府債務和赤字水平是可以外部監督和衡量的客觀因素，它是衡量政府治理的一個不完美但卻現實的指標。《歐洲悲劇》中諷刺性地認為“壞規則不如沒有規則”這一“歐洲意識形態”造成巨大破壞，但從北方視角出發，赤字和債務要求畢竟多少約束了歐洲邊緣國家在好年景的肆意妄為。歐元支持者對歐元促進經濟發展和歐洲團結的妄語固然並不成立——實證研究證明歐元所帶來的那些“好處”要麼是有限的，要麼根本不存在。通貨膨脹的穩定趨勢早在歐元實施之前就開始。歐元區從1999年創生開始，內部就在積攢而非降低國家和地區間的不平衡。

但反過來説，歐元的反對者想要歸給它的種種“惡果”也同樣有誇大之嫌。歐洲的經濟危機深層根源不是來自於貨幣（自然也不是貨幣政策）。正如書中生動描繪出的場景，無論是人口老齡化還是創新乏力，無論是政府的腐敗還是銀行業的尾大不掉，都早在單一貨幣成為現實之前就深深根植在歐洲國家的肌體之中了。反覆發生的貨幣貶值和債務重組是這些病症的表象。如果沒有《穩定與增長公約》提出的硬性要求，危機爆發可能會變得比現實情況更加糟糕。鑑於這個論斷是個“反事實”推測，我們沒有證據説明情況確實如此。但是至少在邏輯上，把北方觀點一概斥之為“意識形態”稍稍有欠公平。如果政府平時就習慣於開動印鈔機和採取財政刺激來平滑經濟，當真正的重大危機來臨之際，他們政策的邊際效應和手裏能額外採取的措施都會大大受限。美聯儲“打破常規”的“火箭筒”之所以非常有效，部分原因在於美元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獨特優勢，部分也在於美聯儲所建立的“遵守規則的聲譽”。

紀錄片《BBC：2012系列之歐元危機》劇照。

歐元區真正的悲劇是政治的現實比意識形態更加頑固——南方國家就算在名義上迫於德國壓力接受了“北方觀點”的紙面要求，它們背後的深層經濟結構也讓“南方觀點”成為危機到來時唯一現實的處理方案。北方觀點——或者説正統的經濟觀點——要求不可持續的無效率資源配置通過市場出清（也就是經濟危機！）得到出清，要求不遵守財政紀律、債務不可持續的政府為自己的錯誤埋單，這都沒有錯誤。但是：如果遵守規則和結構改革確實難度太大，如果金融和債務危機確實會造成信心和市場超過正常幅度的崩潰，那麼“危機管理”和“債務重組”就是不得不為的必然。一個看來不利於你健康，不能長期服用的藥物，在當下避免你暴斃可能是必須的。市場和政府必須首先活下來，才談得上發展、改正、還債。這也是最為堅持財政紀律和價格穩定的歐洲央行最終認識到的現實和吸取的教訓。而他們對此做出的回應，儘管事後看來十分必要，卻不可避免帶來無限爭議和令人不安的後果。

回到我們前面提到的“不可能三角”，歐洲央行如果要保證自己可以正常運作，限制自己的職權範圍（“深度”）和可問責性（“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權衡。莫迪教授讚揚美聯儲系統的“雙重職責”，但他也數次指出，美聯儲相對於歐洲央行更加直接地對美國選民、美國主權負責。在缺乏問責的前提下，歐洲央行強行給自己攬下更多的責任和職能，只會惡化自身的“民主赤字”,進一步動搖自己的合法性。歐元系統確實先天不足，歐洲央行在處理債務危機時也有過沒有及時降息的重大失誤。但這更可歸咎為能力的限制和思維的盲點，或者還有無可饒恕的傲慢，而不是它是否“對選民負責”：一個對歐洲無數互相矛盾的聲音和利益“負責”的歐洲央行，很可能根本無法及時主動地做出行動。更何況，德拉吉上任後的歐洲央行迅速改變了自己的做法，採取了更加積極主動與合理的應對措施，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對任何民選機構變得更加“負責”。

這一點在莫迪教授自己的敍事中就有所暗示：在處理“歐豬四國”（PIGS）債務危機的過程中“現實”的重心總是落在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個人手裏。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傳奇性的“不顧一切代價”拯救歐元的宣言，沒有默克爾的支持與默許，也無非是一句空話。我們固然可以哀嘆這個冷靜、甚至有些木訥的總理“篡奪”了整個歐洲的領導權，但我們同樣難以想象歐洲議會、歐洲財長會議或任何真實存在的歐洲機構可以負擔起快速、及時制定出救援計劃的情境。真實的悲劇和漫畫的黑白分明不同之處，在於“惡人”往往換個角度就是“英雄”，光明與黑暗矛盾卻融貫地存在於同一個機構、同一個人身上。

作者/黃非

編輯/朱天元 青青子 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